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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船早已被搁浅在时代的岸上,江里的水涨了,也是靠在那里,水落了,也是靠在那里,走不了了。”
67岁的叶孔平一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他所在的桐南村,在他空荡荡的裤管里,似乎只剩下两根严重弯曲的骨头。目睹着村里的孩子一拨一拨长大离开、昔日的同学成了如今村民们羡慕的教授、处长、卫生厅副厅长……叶孔平依然是一名留守在原地的乡村医生。
村子里的老老小小,都曾是他的病人。
童年的意外
1963年11月,福建省闽侯县南屿镇桐南村,一个13岁的孩子。
叶孔平正读小学六年级。一场课间的乒乓球活动上,一个忽然的扣球和转身,他跌倒了。在农村,孩子跌倒是司空见惯的事,谁也不会想到一次跌倒竟会酿成日后终身的残疾。
从跌倒的周五下午到第二周周三,叶孔平都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继续上学、放学……周三夜晚,他开始发烧,轻微疲倦。周四,他照常上学。周五早上,邻居大娘喊住了他,要他带着自己的儿子顺道去买肉。
途中,叶孔平觉察到不对劲——平日里可以走得飞快,这天却走着走着就慢下来了,腿脚异常酸痛。他交代邻居儿子:“你得赶快走,迟到了就买不到肉了”,自己则步履蹒跚地落在了后面,直到小男孩买肉回来,在半道上发现了他。
中午放学,叶孔平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短短一段路,他停下来坐在地上三次,“实在走不动了,痛。”吃过午饭,邻居的孩子们已开始往学校方向走,只剩叶孔平一个人站在门口,挪不开步子。
他的脚踝在忍受剧痛,口中却没敢吭声。这时,天开始下起了毛毛雨,父亲从田间扛水回来看见了他,拿出口袋里的两毛钱,交给他,喊他从家里拿些米到老人馆里爆了,便走开去。叶孔平忍着痛,拐一步、立一步,回到了家,躺下,爬不起床。
第二天早上,父亲把叶孔平背去了镇里的卫生院,医生开了一针青霉素,“那时只是个小孩子,非常怕打针。”看完病的这天,叶孔平的脚似乎不痛了,于是接着去学校。而紧接着,他再次发病,“这一次不得了了,躺在床上将近一年,起不来,每天都痛得要命。”
一年时间里,父亲曾背着叶孔平到福州市二医院刚成立的骨科住过院,一个月过去不见效。他至今记得深刻,父亲由于担心他的脚在公共汽车上被人碰撞,以及公共汽车本身的颠簸使得脚一跳一跳的,会加剧疼痛,他亲自背着自己从南屿镇步行到了福州市区,途经一条江时还坐了一回轮船,路上一共走了将近十七公里。
“当年很可能是髋关节化脓,”回过头,叶孔平分析道,“换现在,只要马上进行手术,把里面的脓取出来、进行消炎,就没事了,而那时生活困难、医学条件有限,一直看都看不好……”
这似乎也在冥冥之中,指引了叶孔平后来一辈子从医的路。
一颤一颠间
1973年,叶孔平加入赤脚医生的队伍。
换上白大褂,他比坐在自家院子时的样子要精神得多,声音也亮堂了起来,“现在这周边,至少90%以上的人都知道我,这大概就是我成功的一面了。”
走上行医道路,其实是一场时代替他做好的选择。13岁那年的意外,致使他被迫躺在床上一整年,并休学了两年、复读了一年六年级。“文化大革命”间停课又复课,作为复课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叶孔平最开始的打算是成为一名民办教师,但他被告知民办教师已全部招满,于是被安插在了桐南村公社卫生院。
没有任何医学基础,叶孔平开始“从0到1”的学习。先是参加公社卫生院的集体培训、跟着公社卫生院里的老医生当学徒、后又赶上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桐南村公社卫生院被下派了大批来自福州市第二医院的各科医生,每两天就有一次对公社卫生院里的赤脚医生进行授课,授课结束后,叶孔平又跟至福州市第二医院学习了三个月。
1976年,积累完三年临床经验,叶孔平已基本独立,并逐渐成为村庄生活不可或缺的角色。
为了出诊方便,1988年,叶孔平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自行车一学会了就会上瘾,我后来白天、晚上出诊都是骑自行车,没骑就好像丢了什么。”
由于腿脚残疾,叶孔平学骑自行车的过程比一般人艰难得多,“在操场上,我一直转转转,一不小心,一下子就直接连人带车冲到池塘里去,再自己爬上来,怕了好几天,然后又继续学。”
然而,2006年,叶孔平再次遭遇了人生的一场意外。
他记得,自己出事那天,去诊所找他的病人比往日都多,看完了诊所内的病人,他还要到病人家里出诊,等准备回家时已过了饭点。叶孔平的自行车在前面颤颤巍巍地走,一辆身后的拖拉机开得飞快,直把他往小路边上塞,最后还是没刹住撞了上来。
头往后仰着重重着地,叶孔平被摔出了脑震荡,“当时我就昏迷了,被人扶起来时天地都在倒转,呕吐得非常厉害。”被紧急送往福建省立医院急诊科抢救后,他又被送至ICU病房观察了2天,并住院了20来天,最终躲过此劫,“如果没有现代医学,十年前我可能就报销了。”
一辆自行车,一条乡间小路、一条残腿。叶孔平的行医路在一颤一颠间,度量了岁月。
生死见证者
从医数十载,叶孔平见证过太多生死。有命悬一线的病人在他手中存活下来,也有熬到生命最后时光才找到他却为时已晚的绝症病人。
2007年,一位村妇在田间锄草时被毒蛇咬伤,叶孔平听到传闻后跑到现场,用绳子紧急绑在村妇伤口的上端位置,一边替她从上往下挤压出伤口里的毒液,一边大量用清水冲洗,每隔半小时绳子被松开一次,以防腿部坏死。前期处理完伤口,叶孔平钻到路边草丛里拔能治疗蛇毒的草,将草叶舂成药泥敷在村妇的伤口上,然后烧了草药汤给她喝下,救了村妇一命。
春节前,他的内弟患了严重的带状疱疹,却被当地医生误诊为普通的皮肤病,在开了各种药膏涂抹后病情恶化,三天后,他电话求助叶孔平。叶孔平开了个微信视频过去,在视频里看了他的症状表现,告诉内弟这是带状疱疹,又叫缠腰蛇,后来内弟在福州市总院的检查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叶孔平亲自为内弟开了三天的药,三天过去,内弟脸上原先肿得吓人的水疱消了,结痂也悉数脱落。
尽管早已是村里颇具威望的乡村医生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但对待每一个病人,叶孔平仍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感。“人家把命放在你手上,你千万不要当儿戏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要认认真真,你治得了,把人家治好,治不了,对不起,马上让人家到大医院,作为一个乡村医生,要有这样的态度。”
一天下午,叶孔平坐在卫生所里给病人看病时,一位村民急急忙忙赶来,求他当即出诊一趟,称自己的大哥快不行了,“我到他家里一看,他大哥正躺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缺氧、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这么多病。当时没有条件,无法给他输氧,我直接告诉他,我不给你打针,我只开一天药给你,你今天吃一下这药看什么情况,如果没好转,你明天不要再来找我,立刻去市里的医院。”
叶孔平称自己是在投石问路。好在当这位村民的大哥在吃完第二包药后,精神已整体轻松下来,没多久,叶孔平就在出诊的路上,看到这位昨天还不省人事的大哥站在村子的操场上玩了。
这位求助叶孔平的村民后来告诉他,其实自己的大哥在没给他看之前已经给另一位医生看过了,那位医生说大哥的命恐怕保不住了,所以那时家里本来已到小卖部买好了鞭炮,只等他一死了就放。
然而,不是每一个生命都能死里逃生。“去年,大兴的妻子一大早来找我看病,说自己两三天都没吃东西、人非常疲劳、四肢无力,我看她的面容,就给她量一下血压,血压还可以,给她听一下心脏,心跳也还可以,我再给她测一下血糖,血糖一测不得了,22.8,我说你马上到福建省立医院或者福州市总院挂急诊,我不能给你看,但她的丈夫说,你蛮开一两粒药给她先吃一下,明天再说吧,我说我半片药都不开给你,你马上去!叫你儿子在省立医院急诊门前等,你马上租一辆车,马上走。他看我这么坚决不给她看,满口‘好好好好’,就回去了。”
但大兴并没有立刻带着妻子到市里的医院,第二天早晨,一个邻居告诉他,“旗山村有一个医生也很好,你不妨到那边去看一下。”大兴听信了邻居的话,在南屿镇旗山村,妻子吊完三瓶液后,病情急转直下。大兴慌了,这才准备收拾东西走,可还未赶到福建省立医院,妻子已死在了半路。
“前三四个月也有一例,一个妇女走都走不动了,被女儿和丈夫一人一边扶到我诊所里来,我看了让她马上到市里医院抢救。抢救过来后,她一直疲劳、脚酸、躺在床上,开头都还不错,到了腊月二十二晚上,我下班在家吃晚饭,她的丈夫叫我马上去看一下,妻子昏迷了。我到了他家看了说,你老婆不行了,好像走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叫我?我叫他把妻子的被子翻起来,女人弯弯曲曲的,两只手放在胸前,我给她听一下心跳,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走了。”
眼看着村民的相继死去,叶孔平感到作为一个乡村医生的无力感,“农村里,经济不行,家属有时候也不重视,认为有病去看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这样一直拖拖拖,拖到最后都晚期了才来看,来不及了。”
叶孔平也尝试给家属讲讲课、传授一些医药知识,但村民的接受程度并不如人意,“一来大多数人也没有文化,二来还要去找饭吃、要养家糊口,哪有心思、有耳朵听你讲这七七八八?”
生命自有因果,除了见证生死,叶孔平也见证着不同人对待生病的态度,“有的家属带病人过来,跟我说,钱没关系,用好的药,一天两天就好了,有的开了十来块钱的药就喊这么贵啊。不同的人观念不一样,这跟他们的经济有关系,但多数还是没钱人。”
被时代搁浅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村子里一批读过书的年轻人考上了大学,纷纷离开了村子,而叶孔平却因腿疾在体检中不合格而没有能离开,“我的同学70%以上都考走了,我现在的同学有教授、处长、卫生厅副厅长,本事的非常多,只有我草包了。”叶孔平带着些许落寞自嘲道。
这一留就是一辈子。如今已进入晚年的他,仅凭每个月为村民看病带来的1000多元收入维持着家中的生计。2015年10月,闽侯县开始为每位乡村医生发放570元/月的补助金,目前多个乡镇已落实到位,而叶孔平至今还没领到这笔补助金。
作为乡村医生的前身,赤脚医生在上世纪农村中被当作民办教师的“双胞胎”。让叶孔平感到内心不平衡的是,“为什么民办教师都转正了,我们乡村医生却转不了?我搞40多年的乡村医生,也是领570元,别人搞15年,也是570元,况且这叫生活补助,还不叫退休金,而闽侯县因年龄大无法转正的民办教师拿的退休金是2200元/月。”
“补助金”和“退休金”的几字之差,便意味着乡村医生并不属于政策编制人员。作为上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至今乡村医生缺乏明确的定位和身份的认可。
桐南村卫生所最早曾有5名乡村医生,如今走的走、退的退,只剩下叶孔平和一名女医生王美英。看着空荡荡的卫生所,叶孔平叹道:“很多人都不想干了,人家出去打工,一个月至少都赚好几千块。现在我这一代没有人接班,我走出去,这里面就空了,没有新人进来,我一死掉,门一关,谁来这里?”
王美英是1970年来被下派到桐南村的知青。回想公社办班学习的年代,王美英乐了,“年轻的时候,很爱看病,那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老师教完、笔记本记了,就对着书本知识给病人看病。”几十年过去,那些曾被她诊断出的如不完全性肠梗阻等危急病例,王美英称现在不敢看了,“学无止境就是医生,越学越怕。”
平日的午后,桐南村卫生所内空旷而安静,任何人说话的声音都会在水泥墙间形成回声,诊室的办公桌上摆着基本的办公用品、一张旧报纸和一个老式算盘。置身于几十年如一日的小诊所,王美英不免感叹,“我们就只有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计、一个体温计。你说我们X光照得来吗?CT会做吗?心电图会做吗?血化验会做吗?”
王美英说,“反正现在的状态就是一天天工作,打针、拿药,把它做好好的,回家就抱抱孙子。”当天黑下来时,她会出现在村子里的空地上,跳跳广场舞,有时也教别人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