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国医大师邹燕勤师承于“孟河医派”费氏，为“孟河医派”奠基人费伯雄之第四代传人。她幼承家学，其父邹云翔为全国著名中医学家，中医肾病学奠基人和开拓者。邹燕勤毕业后继承、协助邹云翔医、教、研工作20余年，潜移默化，深得其父真传，辨证处方，乃有其父之风，通达各科杂病，尤长于治疗肾脏疾病及妇科疾病，成为中医肾病大家，也被称为邹氏肾病第二代传人。

邹燕勤对肾病的治疗独崇孟河费伯雄，临证强调醇正和缓，缓补缓泻，归醇纠偏。如费氏所云：“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否则眩异标新，用违其度，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不和、不缓故也。”

邹燕勤认为，肾脏疾病多因肾气不足、脾肾亏虚导致免疫系统紊乱而起病，产生蛋白尿、血尿，发展至最后肾功能毁损，进入尿毒症阶段。健旺脾肾和调整免疫功能可恢复藏精、主水、运化、纳气、泄浊等功能，但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故临床需要极大的耐心缓缓图治，切忌急功近利，过用攻下、滋补、苦寒、温燥之品，以犯虚虚实实之弊，使之适得其反，病情加重。

邹燕勤在治疗中提倡保摄阴阳，平调气血，处方以甘平之剂为主，补而不滞，滋而不腻，温而不燥，平补平泻为上，不过用攻伐之品损阴损阳，克伐肾元，并且重视健运脾胃，时时固护中焦，使得气血阴阳化生充足以养先天。通过平补平泻，缓缓图治，可以达到延缓肾病发展进程的目的。

维护肾元，保肾气为上

邹燕勤认为维护肾元是治疗慢性肾脏病的重要原则。肾气不足是肾脏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基础和核心环节。因肾病日久，失治误治或病变难以挽回而致肾元日益衰退，气血阴阳虚损，肺脾心肝等脏腑功能亦为此衰败。故在治疗中要处处维护肾气，保摄阴阳，以增一份元阳，长一分真阴为原则，并注意其他内脏的功能。切不随用攻伐之品，避免过用苦寒、辛凉之味。寒凉之品必须用时，剂量宜小，用时宜短，并需注意配伍，如川连配吴萸或肉桂，黄柏与苍术，大黄配附子、桂枝等。又因肾病多属本虚标实之候，因此在虚中夹有实证时应处处注意扶正祛邪的法则，切不可妄投泻药而伤阴伤阳。在祛邪中注意扶正，治标中不忘顾本，防止肾及其他内脏功能的进一步衰竭。

健运脾胃，充养先天

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医醇賸义》指出：“一身之气血皆从胃中谷气生化而来，胃之关系一身，至为重要。”邹燕勤认为，脾为中焦枢纽，气血生化之源，化生水谷精微滋养他脏，脾亦为土脏，土以制水，若中土亏虚，脾失健运则痰湿内生，水邪泛滥，为肾脏病进展期的病理产物。再则“有胃气者生，无胃气者死”，中焦脾胃功能是否强健决定肾脏病的最终预后。故邹燕勤尤其重视脾胃学说在肾脏病治疗中的应用，认为对于肾脏病的治疗来说，健运脾胃非常重要。脾胃强健，则谷安精生，化源不竭，气血充盈，使已衰之肾气，得后天精微的充分滋养，达到补后天以充养先天的目的。同时崇土以治水，中土强健，则水液代谢运化逐渐归于正常。通过健脾助运，可使药力得行，气血得充，往往能获事半功倍之效。

邹燕勤认为在肾脏病脾肾气虚证的治疗中选方用药不得过用补药，恐有滋腻碍胃、助邪之弊，治用甘平之剂，补而不腻，可达清补之效。

巧辨治，用药轻灵简约

邹燕勤治肾病，醇正和缓，平补平泻，用药主张轻灵简约，推崇“轻可去实”“重病有轻取之法”。

重视清咽解表，重病轻取。慢性肾脏病多因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加重，出现病情反跳，甚至急性肾衰竭等危重证候。邹燕勤临床多以轻清宣透法为基础用药，发散疏解外邪，配合和络泄浊、健脾益肾等法挽救这类变证，逆证，使病人病情缓解，转危为安。

提倡轻药重投，力专效宏。邹燕勤喜用甘淡、甘平之剂，如：茯苓皮、玉米须、蒲公英等平和之品，无截阴伤阳耗气之弊，往往采用轻药重投法，常用量达30——60克，大剂量数药并举，达到消除水肿、清热解毒等轻以去实之效。

善用菁华，以花类入药。邹燕勤认为，花者，菁华也，多取其质轻性浮，具有清轻宣散的作用，如金银花、野菊花、辛夷花等。

药食结合，发挥鲜品特效。鲜品药材很多是药食同源，芳香之气较浓，而无过于辛香燥烈之弊。邹燕勤认为鲜品清香芬芳，清宣透解，化浊之力功专而效强，且诸多鲜品清热解毒作用远高于干品，滋补力量也更胜一筹。肾病患者多脾胃功能虚弱，食用鲜品，依从性较高，亦尽可能避免滋腻碍胃等副作用，以维护脾胃生生之气。

除此之外，邹燕勤还重视肝、心、肺、胃、大肠、膀胱等脏腑失调与肾脏病的关系，以及风邪、湿热、痰饮、水湿、瘀血、湿浊等标实之邪，这些往往贯穿于肾脏病的发生和发展全过程，是肾病进展和恶化的因素。她临证常配伍应用祛风通络、清利湿热、利水渗湿、健脾化痰、活血和络、宁心安神、养肝和胃、肃肺养肺、通腹泄浊等法，以期延缓肾病的进展，并强调咽喉为治肾重地，清利咽喉为重要的治标手段。她还认为通畅二便，使邪有出路，是肾脏病，尤其是肾衰竭治疗的不二法门。这些治肾理论，经过邹氏肾科数代人的临床实践积累下来的学术思想，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