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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病证源流

内科病证源流

第一单元 感 冒

感冒的源流:

《内经》认为感冒的病因是感受风邪,如《素问·骨空论》说:“风者,百病之始也,……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

汉代张仲景提出桂枝汤治疗表虚证,麻黄汤治疗表实证,为后世治疗感冒辨别表实、表虚,奠定了理论基础。至北宋《仁斋直指方·诸风》在伤风方论中论述《和剂局方》参苏饮时指出:“治感冒风邪,发热头疼,咳嗽声重,涕唾稠粘”,首次提出感冒一词。元代《丹溪心法·中寒附录》说:“伤风属肺者多,宜辛温或辛凉之剂散之。朱氏提出治疗本病,立辛温、辛凉两**则,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明清时代对虚人感冒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虚人外感宜扶正祛邪。及至清代,随着温病学的发展,因本病容易传染而有时行感冒之称。对本病的辨证论治,较多的采用温热病的方药。从而使感冒的理法方药更加完善。

第二单元 咳 嗽

咳嗽的源流:

内经对咳嗽的成因、症状及证候分类、病理转归及治疗作了系统论述,《素问宣明五气论》“肺为咳”但《咳论》也指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论述了诸如“风咳”“寒咳”“支咳”“肝咳”“心咳”“脾咳”“肾咳”“胆咳”“厥阴咳”等十种咳嗽,明张景岳将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两类。“咳嗽之要,止惟二证。何为二证?一曰外感,一曰内伤,而尽之矣”执简驭繁的把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阐明了辨证当以虚实为纲,至今仍为临床所遵循。

第三单元 哮 病

哮病的源流

《内经》中虽无哮病之名,但书中所记载的“喘鸣”与本病的发作特点相似。如《素问·阴阳别论》说:“……起则熏肺,使人喘鸣”。《金匮要略》则称为“上气”,具体描述了本病发作时的典型症状,提出了治疗方药,如《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篇说:“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还从病理上将其归属于痰饮病中的“伏饮”,堪称后世顽痰伏肺为哮病夙根的理论渊源。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治》篇说:“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目闰剧 ,必有伏饮。”直至元代朱丹溪才首创“哮喘”病名,阐明其病机专主于痰,提出未发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急的治疗原则。明代虞搏进一步对哮与喘作了明确的区别。

第四单元 喘 证

喘证的源流

关于喘证,《内经》论述较多,记载了喘的名称、症状和病因病机。如《灵枢·五阅五使》说:“故肺病者,喘息鼻张。”《灵枢·本脏》说:“肺高者上气,肩息咳。”指出喘以呼吸急促、鼻煽、抬肩为特征。《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中之“上气”即指喘息不能平卧,并列射干麻黄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等方治疗。明代张景岳把喘证归纳成虚实两证,作为喘证的辨证纲领,《景岳全书·喘促》说:“实喘者有邪,邪气实也;虚喘者无邪,元气虚也。”清代叶天士明确指出实喘、虚喘之病位所在,《临证指南医案·喘》说:“在肺为实,在肾为虚。”《类证治裁·喘症》则进一步提出“喘由外感者治肺,由内伤者治肾”的治疗原则。

第五单元 肺 痈

肺痈的源流

1.汉张仲景《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首先提出肺痈之名,说明了肺痈的临床特点“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咳唾脓血”发病原因“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营,吸气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提示病起于风热伤肺,成痈机理在于热壅血瘀。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始萌可救,脓成则死”治法方药未成脓时,泻肺去壅,葶苈大枣泻肺汤;已成脓,排脓解毒,桔梗汤。

2.隋代,《诸病源候论》强调了正虚感邪是肺痈的致病原因。

3.唐《千金要方》著名的千金苇茎汤。

4.明陈实功《外科正宗》根据病机演变及证候表现,提出初期在表者宜散风清肺,已有里热者宜降火抑阴,成脓者宜平肺排脓,脓溃正虚者宜补肺健脾等治疗原则。

5.清《杂病源流犀烛》力主“清热涤痰”为原则。

第六单元 心 悸

心悸的源流

《内经》认识到心悸的病因有宗气外泄,心脉不通,突受惊恐,复感外邪等;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以惊悸、心动悸为病证名,认为其主要病因有惊扰、水饮、虚损及汗后受邪等,记载了心悸时表现的结、代、促脉及其区别,提出了基本治则及炙甘草汤等治疗心悸的常用方剂。元代《丹溪心法.惊悸怔忡》进一步提出“责之虚与痰”的理论。明代《医学正传·惊悸怔忡健忘证》对惊悸与怔忡加以鉴别。《景岳全书·怔忡惊恐》认为怔忡由阴虚劳损所致,在治疗与护理上主张“养气养精,滋培根本,”“节欲节劳,切戒酒色……不可误认为痰火而妄施清利。”清代《医林改错》则补充了瘀血亦可导致心悸,并记载用血府逐瘀汤治疗每多获效。

第七单元 胸 痹

胸痹的源流

胸痹记载病名最早见于《内经》。《灵枢·五邪》篇说:“邪在心,则病心痛”;《灵枢·厥病》篇提出“肾心痛”,“胃心痛”,“脾心痛”,“肝心痛”,“肺心痛”五种“厥心痛”及“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的心痛重证。

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中称本病为“胸痹、心痛”,把病因病机归纳为“阳微阴弦”,即胸阳不足,阴邪博结所致,为本虚标实之证。特别提出“胸痹缓急”,心痛有时缓,有时急,但重在急。运用的宣痹通阳法,至今仍是治疗心痛的重要法则。其代表方剂,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乌头赤石脂丸,仍为今之临床常用方剂。《医林改错》用血府逐瘀汤等活血化瘀法治疗心痛等等。

第八单元 不 寐

不寐的源流

《内经》称作“目不瞑”“不得卧”。汉·张仲景在《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篇中说:“少阴病,……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指出少阴病热化伤阴后的阴虚火旺证。其在《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中说:“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指出肝血不足,虚热烦躁的不寐证。该治法方剂仍为今日临床所常用。明·张介宾《景岳全书·杂证谟·不寐》指出:“不寐证虽病有不一,然惟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耳。有邪者多实,无邪者皆虚。”张氏所称的“有邪”、“无邪”,主要是指由于机体内在气血、脏腑功能失调,或痰热的影响而言。并明确指出以虚实作为本病的辨证纲要。同时在论治用药方面亦作了详细的论述。

第九单元 癫 狂

癫狂的源流

癫狂病名出自《内经》,该书对本病的症状、病因病机及治疗均有详细的记载。

在症状描述方面,如《灵枢·癫狂篇》说:“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其作极,已而烦心。”“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辨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在病因病机方面,《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素问·脉要精微论》说:“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素问·脉解篇》又说:“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狂巅疾也。”指出了火邪扰心和阳明失调可以发病。

《灵枢·癫狂》又有:“得之忧饥”、“得之大怒”、“得之有所大喜”等记载,明确指出情志因素亦可导致癫狂的发生。《素问·病能论》指出:“有病怒狂者……生于阳也 , ……夺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铁落为饮。”提出了节食和服生铁落这种最古老的治法。金元时期对癫狂的病因病机学说有了较大的发展,如《丹溪心法·癫狂》说:“癫属阴,狂属阳……大率多因痰结于心胸间。 ” 提出了癫狂的发病与“痰”有关的理论,并首先提出‘痰迷心窍“之说,这对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许多医家所遵循。清代王清任提出瘀血可致癫狂的理论 , 并认识到本病与脑有密切的关系。如《医林改错·癫狂梦醒汤》说:“癫狂一症 , 乃气血凝滞脑气 , 与脏腑气不接 , 如同做梦一样。”对后世影响颇大。

第十单元 痫 病

痫病的源流

痫病源于《内经》而称 “胎病” ,属 “癫疾” 范畴。《素问·奇病论》说:“人生而有病巅疾者,……病名为胎病 , 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故令子发为巅疾也。” 《灵枢·癫狂篇》说: “癫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不但明确提出了先天因素在本病发生中的作用,而且还注意到癫疾在抽搐之初,先有肌肉僵直,发作后常有脊背疼痛的临床表现。后世医家多认为本病系各种因素导致 “脏气不平”、“痰浊壅塞”所致。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癫痫叙论》说:“夫癫痫病,皆由惊动,使脏气不平,郁而生涎,闭塞诸经,厥而乃成。或在母腹中受惊,或少小感风寒暑湿,或饮食不节,逆于脏气。”《丹溪心法·痫》指出本病之发生 “无非痰涎壅塞,迷蒙孔窍” 而成。清代王清任认为本病与元气虚及脑髓瘀血有关。

第十一单元 胃 痛

胃痛的源流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胃病者,腹嗔胀,胃脘当心而痛”《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内经》还指出造成胃脘痛的原因有受寒、肝气不舒及内热等。唐宋以前多把胃脘痛与心痛混为一谈,金元之后将二者明确区分。《证治准绳·心痛胃脘痛》篇 就早已指出:“或问丹溪言心痛即胃脘痛然乎?曰心与胃各一脏,其病形不同,因胃脘痛处在心下,故有当心而痛之名,岂胃脘痛即心痛者哉!”《医学正传·胃脘痛》也说:“古方九种心痛,…详其所由,皆在胃脘,而实不在于心也。”

第十二单元 呕 吐

呕吐的源流

《内经》对呕吐的病因论述颇详。如《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认为呕吐可由寒气、火热、湿浊等引起。另外,还指出呕吐与饮食停滞有关,以及对肝、胆、脾在呕吐发生中的作用等都有论述,奠定了本病的理论基础。在治疗上古代医家创立了许多至今行之有效的方剂,且指出呕吐有时是机体排除胃中有害物质的反应,如《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曰:“夫呕家有痈脓,不可治呕,脓尽自愈。”《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曰:“酒疸,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这类呕吐常由痰水、宿食、脓血所致,不可止呕,邪去呕吐自止 。

第十三单元 腹 痛

腹痛的源流

早在《内经》已提出寒邪、热邪客于肠胃可引起腹痛,如《素问·举痛论》认为腹痛的发生是由于“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并提出腹痛的发生与脾胃、大小肠、膀胱等脏腑有关。《金匮要略》对腹痛的辨证治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根据不同病因拟定了附子粳米汤、厚朴三物汤等方剂治疗。《诸病源候论·腹痛病诸候》对腹痛病机论述较详,认为腹痛由于“正气与邪气交争相击故痛”。张仲景对腹痛已有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在诊法上提出:“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并在辨证治疗,拟方用药方面,开创了治疗腹痛之先河。

第十四单元 泄 泻

泄泻的源流

本病首载于《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中有“鹜溏”、“飧泄”、“注下”等病名,对其病因病机等有较全面论述,如《素问·举痛论》日:“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素问·至真要大论》日:“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湿盛则濡泄”、“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指出风、寒、湿、热皆可致病。《难经·第五十七难》谓:“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胸泄,有大肠泄,有小肠泄,有大瘕泄”,提出了五泄的病名。《金匮要略》将泄泻与痢疾统称为下利。汉唐时代将此病包括在“下利”之中,至宋代以后才统称为泄泻。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不仅外邪可导致泄泻,情志失调亦可引起泄泻。《景岳全书》提出分利之法治疗泄泻的原则。李中梓在《医宗必读·泄泻》提出了著名的治泻九法,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泄泻的治法。清代医家对泄泻的认识,在病因强调湿邪致泻的基本机制,病机上重视肝、脾、肾的重要作用。《临证指南医案》提出久患泄泻,“阳明胃土已虚,厥阴肝风振动”,以甘养胃、以酸制肝,创泄木安土之法。《医宗必读》提出的治泻九法

李中梓在《医宗必读·泄泻》提出了著名的治泻九法:淡渗、升提、清凉、疏利、甘缓、酸收、燥脾、温肾、固涩。

第十五单元 痢 疾

痢疾的源流

《内经》称本病为“肠澼”、“赤沃”,指出感受外邪和饮食不节是两个致病的重要环节。《难经》称之为“大瘕泄”,指出“大瘕泄者,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伤寒论》、《金匮要略》将痢疾与泄泻统称为“下利”,其治疗痢疾的有效方剂白头翁汤等一直为后世沿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天行毒气,夹热腹痛下痢”之说,以“痢”称本病,逐步为后世医家所接受。《千金要方》称:本病为“滞下”。宋代《济生方》正式用“痢疾”病名:“今之所谓痢疾者,古所谓滞下是也”。《丹溪心法》进一步阐明痢疾具有流行性、传染性,指出“时疫作痢,一方一家,上下相染相似”,并论述痢疾的病因以“湿热为本”,提出通因通用的治痢原则。明清以后,对痢疾的认识更加深入,《景岳全书》:“凡里急后重者,病在广肠最下之处,而其病本则不在广肠而在脾肾。”《类证治裁》认为:“症由胃腑湿蒸热壅,致气血凝结,夹糟粕积滞,迸入大小肠,倾刮脂液,化脓血下注”。清代有痢疾专著,如吴道琼的《痢症参汇》、孔毓礼的《痢疾论》。刘河间提出:“调气则后重自除,行血则便脓自愈。”

治疗痢疾之禁忌:忌过早补涩,忌峻下攻伐,忌分利小便。

第十六单元 便 秘

便秘的源流

《内经》认为大小便的病变与肾的关系密切。《伤寒论》首先提出了将便秘从阴阳分类,指出:“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金匮要略》:“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仁丸主之。”宋代《圣济总录》将本病的证治分类概括为寒热虚实四个方面。金元时期,张洁古提出实秘、虚秘有别,《医学启源》曰:“有胃实而秘者,能饮食,小便赤。有胃虚而秘者,不能饮食,小便清利。”

第十七单元 胁 痛

胁痛的源流

胁痛一证,最早见于《内经》,《内经》明确指出了本病的发生主要与肝胆病变相关。《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灵枢·五邪篇》云:“邪在肝,则两胁中痛。”《诸病源候论》指出胁痛的发病主要与肝、胆、肾相关:“胸胁痛者,由胆与肝及肾之支脉虚,为寒所乘故也”。《严氏济生方》认为胁痛的病因主要是由于情志不遂所致,“夫胁痛之病,……多因疲极嗔怒,悲哀烦恼,谋虑惊忧,致伤肝脏。肝脏既伤,积气攻注,攻于左,则左胁痛;攻于右,则右胁痛;移逆两胁,则两胁俱痛。”《景岳全书》将胁痛分为外感与内伤两大类,“胁痛有内伤外感之辨,凡寒邪在少阳经,……然必有寒热表证者方是外感,如无表证,悉属内伤;但内伤胁痛者十居八九,外感胁痛则间有之耳。”指出其病位主要在肝胆,但与心、肺、脾、胃、肾、膀胱有关:“胁痛之病,本属肝胆二经,以二经之脉皆循胁肋故也,然而心、肺、脾、胃、肾与膀胱亦皆有胁痛之病。”《证治汇补》对胁痛的病因和治疗原则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描述,曰:“因暴怒伤触,悲哀气结,饮食过度,风冷外侵,跌仆伤形……或痰积流注,或瘀血相搏,皆能为痛。至于湿热都火,劳役房色而病者,间亦有之。”“治宣伐肝泻火为要,不可骤用补气之剂,虽因于气虚者,亦宜补泻兼施。……故凡木郁不舒,而气无所泄,火无所越,胀甚惧按者,又当疏散升发以达之,不可过用降气,致木愈郁而痛愈甚也。”

第十八单元 黄 疸

黄疸的源流

《内经》即有关于黄疸病名和主要症状的记载,《素问·平人气象论》说:“溺黄赤,安卧者,黄疽,……目黄者曰黄疸。”《灵枢·论病诊尺》说:“身痛面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金匮要略》把黄疸分为黄疸、谷疸、酒疸、女劳疸、黑疸五种,并对各种黄疸的形成机理、症状特点进行探讨。其创制的茵陈蒿汤成为历代治疗黄疸的重要方剂。《诸病源候论》将其分为二十八候。《圣济总录》又分为九疸、三十六黄。两书都记述了黄疸的危重证候“急黄”,并提到了“阴黄”一证。元·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又进一步把阳黄与阴黄的辨证施治加以系统化,对临床具有较大指导意义。程钟龄《医学心悟》创制茵陈术附汤,至今仍为治疗阴黄的代表方剂。《景岳全书》提出了“胆黄”的病名,认为“胆伤则胆气败,而胆液泄,故为此证。”清·沈金鳌《沈氏尊生书》有“天行疫疠,以致发黄者,俗称之瘟黄,杀人最急”的记载,对黄疸可有传染性及严重的预后转归有所认识。

第十九单元 积 聚

积聚的源流

《内经》首先提出积聚的病名,对其形成和治疗原则进行了探讨。《难经·五十五难》明确了积与聚在病理及临床表现上的区别,指出:“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金匮要略》进一步说明:“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所制鳖甲煎丸、大黄 虫丸至今仍为治疗积聚的临床常用方剂。《医宗必读》提出了积聚分初、中、末三个阶段的治疗原则,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此外,《千金方》、《外台秘要》、《医学入门》等医籍,在治疗上不但采用内服药物,而且还注意运用膏药外贴、药物外熨、针灸等综合疗法,使积聚的辨证施治内容益加丰富。

第二十单元 鼓 胀

鼓胀的概念及源流

鼓胀病名最早见于《内经》,如《灵枢·水胀》篇载:“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较详细地描述了臌胀的临床特征。有关本病的病因病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是“浊气在上”;《素问·腹中论》记载:“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名曰臌胀,……治之以鸡矢醴。……其时有复发者何也?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也”。《金匮要略》之肝水、脾水、肾水,均以腹大胀满为主要表现,亦与臌胀类似。《诸病源候论》认为本病发病与感受“水毒”有关,将“水毒气结于内,令腹渐大,动摇有声”者,称为“水蛊”,并提出鼓胀的病机是“经络否涩,水气停聚,在于腹内”。《丹溪心法》指出:“七情内伤,六淫外侵,饮食不节,房劳致虚,……清浊相混,隧道壅塞,郁而为热,热留为湿,湿热相生,遂成胀满”。明·李中梓《医宗必读》说:“在病名有鼓胀与蛊胀之殊。鼓胀者,中空无物,腹皮绷急,多属于气也。蛊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充大,非虫即血也。”明·戴思恭称本病为“蛊胀”、“膨脖”、“蜘蛛蛊”。《证治要诀》日:“盖蛊与鼓同,以言其急实如鼓,……,俗称之为膨脖,又谓之蜘蛛病”。张景岳将鼓胀又称为“单腹胀”,《景岳全书·气分诸胀论治》篇说:“单腹胀者名为鼓胀,以外虽坚满而中空无物,其象如鼓,故名鼓胀,又或以血气结聚,不可解散,其毒如蛊,亦名蛊胀,且肢体无恙,胀惟在腹,故又名为单腹胀”。他认为鼓胀的形成,与情志、劳欲、饮食等有关,指出“少年纵酒无节,多成水鼓”,并提出“治胀当辨虚实”。李梃提出本病的治疗法则,《医学入门》说:“凡胀初起是气,久则成水,……治胀必补中行湿,兼以消积,更断盐酱”。喻嘉言《医门法律》认识到癥积日久可致鼓胀,“凡有癥瘕、积块、痞块,即是胀病之根”。清·唐容川《血证论》认为“血臌”的发病与接触河中疫水,感染“水毒”有关。

第二十一单元 头 痛

头痛的源流

头痛一证首载于《内经》,在《素问·风论》中称之为“首风”“脑风”,描述了“首风”与“脑风”的临床特点,并指出外感与内伤是导致头痛发生的主要病因。如《素问·风论》云:“新沐中风,则为首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素问·五脏生成篇》云:“头痛巅疾,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伤寒论》中论及太阳、阳明、少阳、厥阴病均有头痛的见证,此因三阳经脉俱上会于头,厥阴经脉亦会于巅,故邪客诸经,循经上逆,发为头痛。在《伤寒论》中还记载了头痛各类不同证候的不同治法,如治疗厥阴头痛,“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李东垣在《东垣十书》中,将头痛分为外感头痛和内伤头痛,根据症状和病机的不同而有伤寒头痛、湿热头痛、偏头痛、真头痛、气虚头痛、血虚头痛、气血俱虚头痛、厥逆头痛等。《丹溪心法》中补充了痰厥头痛和气滞头痛,并提出若头痛不愈可加引经药,言:“头痛需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经药。太阳川芎,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细辛,厥阴吴茱萸。”部分医著中还记载有“头风”一名,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中论述:“浅而近者名头痛,其痛猝然而至,易于解散速安也。深而远者为头风,其痛作止无常,愈后遇触复发也。”清代医家王清任倡瘀血之说,用血府逐瘀汤治之。

第二十二单元 眩 晕

一、眩晕的概念及源流

眩晕最早见于《内经》,称之为“眩冒”。认为眩晕属肝所主,与髓海不足、血虚、邪中等多种因素有关。汉代张仲景认为,痰饮是眩晕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金匮要略》说:“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至金元时代,对眩晕的概念、病因病机及治法方药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素问玄机原病式》主张眩晕的病机应从风火立论。《丹溪心法》则强调“无痰则不作眩”,提出了痰水致眩学说。《景岳全书》指出:“眩运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强调指出“无虚不能作眩”。《医学正传》言:“大抵人肥白而作眩者,治宜清痰降火为先,而兼补气之药;人黑瘦而作眩者,治宜滋阴降火为要……。”指出眩晕的发病有痰湿及真水亏虚之分,治疗眩晕亦当分别针对不同体质及证候,辨证治之。此外,还指出:“眩运者,中风之渐也”。认识到眩晕与中风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二、熟悉有关古代医家对眩晕病机的认识

眩晕最早见于《内经》,称之为“眩冒”。《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灵枢·海论》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丹溪心法》强调“无痰则不作眩”;《景岳全书》强调“无虚不能作眩。”《医学正传》记载了“眩运者,中风之渐也”。认识到眩晕与中风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第二十三单元 中 风

中风的源流

《内经》有关中风的论述较详。在病名方面,卒中昏迷期间称为仆击、大厥、薄厥;半身不遂者则有偏枯、偏风、身偏不用、风痱等病名。在病因方面,认识到感受外邪,烦劳暴怒可以诱发本病。《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苑于上,使人薄厥。”《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素问·通评虚实论》曾经明确指出:“……仆击,偏枯……贵人则膏粱之疾也。”

对中风的病因和治法的认识,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唐宋以前,以“外风”学说为主,多从“内虚邪中”立论,如《灵枢》所说“真气去,邪气独留”;东汉·张仲景认为“络脉空虚”,风邪人中是本病发生的主因,并以邪中深浅、病情轻重而分为中经中络、中脏中腑。在治疗上,主要以疏风散邪,扶助正气为法。《千金方》小续命汤和《保命集》大秦艽汤,均为代表方。唐宋以后,特别是金元时期,突出以“内风”立论,如张元素认为病因是热,他说:“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刘河间则主“心火暴盛”,李东垣认为属“正气自虚”,《医学发明》说:“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多有此疾。”朱丹溪主张“湿痰生热”,《丹溪心法》指出:“东南之人,有风病者,非风也,皆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元代王履提出“真中”、“类中”病名。《医经溯洄集》:“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子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明代张景岳认为本病与外风无关,而倡导“非风”之说,并提出“内伤积损”的论点。李中梓将中风中脏腑明确分为闭、脱二证。至清代叶天士始明确以“内风”立论,《临证指南医案》进一步阐明了“精血衰耗,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内风时起”的发病机理,并提出滋液熄风、补阴潜阳,以及开闭、固脱等法。王清任指出中风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是由于“气虚血瘀”所致,立补阳还五汤治疗偏瘫,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二、古代医家对外风、内风、真中、类中和非风的认识

唐宋以前,中风以“外风”学说为主,多从“内虚邪中”立论,治疗主要以疏风散邪,扶助正气为法。唐宋以后,特别是金元时期,突出以“内风”立论,如张元素认为病因是热,刘河间主“心火暴盛”,李东垣认为属“正气自虚”,朱丹溪主张“湿痰生热”,元代王履提出“真中”、“类中”病名。张景岳倡导“非风”之说,并提出“内伤积损”的论点。

第二十四单元 水 肿

一、水肿的源流

本病在《内经》中称为“水”,并根据不同症状分为“风水”、“石水”、“涌水”。其病因病机,《素问·水热穴论》指出:“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素问·至真要大论》又指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对于水肿的治疗,《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平治于权衡,去苑陈莝……开鬼门,洁净府”的治疗原则。《金匮要略》以表里上下为纲,分为风水、皮水、正水、石水、黄汗五种类型。该书又根据五脏发病的机制及证候将水肿分为心水、肝水、肺水、脾水、肾水。在治疗上提出了发汗、利尿治法的适应证:“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提出了水肿必须忌盐。并指出水肿有五不治:“一、面肿苍黑,是肝败不治;二、掌肿无纹理,是心败不治;三、腰肿无纹理,是肺损不治;四、阴肿不起者,是肾败不治;五、脐满反肿者,是脾败不治。”宋代严用和《济生方》云:“阴水为病,脉来沉迟,色多青白,不烦不渴,小便涩少而清,大便多泄……阳水为病,脉来沉数,色多黄赤,或烦或渴,小便赤涩,大便多闭。”此外,严用和对于水肿的治疗,又倡导温脾暖肾之法,在前人汗、利、攻的基础上开创了补法,使水肿的治法更为完备。《仁斋直指方·虚肿方论》创立活血利水法治疗瘀血水肿。明代李梃《医学入门》提出疮毒致水肿的病因学说,对水肿的认识日趋成熟。

二、《丹溪心法》中对阴水、阳水分类的认识;《素问·汤液醪醴论》对水肿治则的认识

《丹溪心法·水肿》将本病分为阴水、阳水两大类,指出:“若遍身肿,烦渴,小便赤涩,大便闭,此属阳水”;“若遍身肿,不烦渴,大便溏,小便少,不赤涩,此属阴水。”

对于水肿的治疗,《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平治于权衡,去苑陈莝……开鬼门,洁净府”的治疗原则。

《景岳全书·肿胀》云:“凡水肿等证……,其本在肾,其标在肺,其制在脾。”

第二十五单元 淋 证

淋证的源流

淋之名称,始见于《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称本病为“淋”、“淋闷”。《金匮要略》称其为“淋秘”,将其病机归为“热在下焦”,并对本病的症状作了描述:“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汉代华佗《中藏经》根据淋证临床表现不同,提出了淋有冷、热、气、劳、膏、砂、虚、实八种。《诸病源候论》将淋证的病机进行了高度概括:“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将淋证归纳为石、气、膏、劳、热五淋;宋代《济生方》又分为气、石、血、膏、劳淋五种。明清时期,其辨证论治又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景岳全书》提出:淋证初起,虽多因于热,但由于治疗及病情变化各异,又可转为寒、热、虚等不同证型,从而倡导“凡热者宜清,涩者宜利,下陷者宜升提,虚者宜补,阳气不固者宜温补命门”的原则。清·尤在泾在《金匮翼·诸淋》中说:“初则热淋、血淋,久则煎熬水液,稠浊如膏如砂如石也。”说明各种淋证可相互转化,或同时存在。同时他提出“开郁行气,破血滋阴”治疗石淋的原则。

第二十六单元 郁 证

郁证的源流

《内经》有关于五气之郁的论述。《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内经》里还有较多关于情志致郁的论述。如《素问·举痛论》说:“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金匮要略》记载了属于郁证的脏躁及梅核气两种病证,并观察到这两种病证多发于女性,所提出的治疗方药沿用至今。《丹溪心法》将郁证列为一个专篇,提出了气、血、火、食、湿、痰六郁之说,创立了六郁汤、越鞠丸等相应的治疗方剂。明代《医学正传》首先采用郁证这一病证名称。《景岳全书》将情志之郁称为因郁而病,着重论述了怒郁、思郁、忧郁三种郁证的证治。《临证指南医案》充分注意到精神治疗对郁病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郁证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

第二十七单元 血 证

一、血证的源流

《内经》对血的生理及病理有较深入的认识。有关篇章对血溢、血泄、衄血、咳血、呕等病证作了记载,并对引起出血的原因及部分血证的预后有所论述。《金匮要略》最早记载了泻心汤、柏叶汤、黄土汤等治疗吐血、便血的方剂。《诸病源候论》将血证称为血病。《备急千金要方》收载至今仍广泛应用的犀角地黄汤。《医学正传》率先将各种出血病证归纳在一起,并以“血证”之名概之。《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提出了著名的治吐血三要法,强调了行血、补肝、降气在治疗吐血中的重要作用。《景岳全书》将血证的病机概括为“火盛”及“气虚”两个方面。《血证论》是论述血证的专书,提出了止血、消瘀、宁血、补血的治血四法。

二、《血证论》、《景岳全书》、《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关于血证病机、治则的论述

《血证论》是论述血证的专书,对各种血证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有许多精辟论述,该书所提出的止血、消瘀、宁血、补血的治血四法,确实是通治血证之大纲。

《景岳全书·血证》对血证的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将引起出血的病机提纲挈领地概括为“火盛”及“气虚”两个方面。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吐血》提出了著名的治吐血三要法,强调了行血、补肝、降气在治疗吐血中的重要作用。

血证的治疗原则,即治火、治气和治血

第二十八单元 消 渴

一、消渴的源流

消渴之名首见于《素问·奇病论》,《内经》还有消瘅、肺消、膈消、消中等名称的记载,认为五脏虚弱、过食肥甘、情志失调是引起消渴的原因,内热是其主要病机。《金匮要略》立专篇讨论,最早提出治疗方药。《诸病源候论》论述其并发症:“其病变多发痈疽。”刘河间对其并发症作了进一步论述,《宣明论方》指出:消渴一证“可变为雀目或内障”,《儒门事亲》:“夫消渴者,多变聋盲、疮癣、痤痱之类”,“或蒸热虚汗,肺痿劳嗽”。《证治准绳》对三消分类作了规范,“渴而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渴而便数有膏为下消”。

二、消渴的治疗原则

本病的基本病机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故清热润燥、养阴生津为本病的治疗**。《医学心悟·三消》说:“治上消者,宜润其肺,兼清其胃”;“治中消者,宜清其胃,兼滋其肾”;“治下消者,宜滋其肾,兼补其肺”,可谓深得治疗消渴之要旨。

第二十九单元 内伤发热

内伤发热的源流

《内经》有关于内伤发热的记载,其中对阴虚发热的论述较详。《金匮要略》以小建中汤治疗手足烦热,可谓是后世甘温除热治法的先声。《小儿药证直诀》提出了五脏热证的用方,并将肾气丸化裁为六味地黄丸。李东垣提出气虚发热的辨证及治疗,以补中益气汤作为主要方剂,使甘温除热的治法具体化。朱丹溪对阴虚发热有较多的论述,强调保养阴精的重要性。《景岳全书》对内伤发热的病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以右归饮、理中汤、大补元煎、六味回阳饮等作为治疗阳虚发热的主要方剂。《症因脉治》最先提出“内伤发热”这一病名。《证治汇补》将外感发热以外的发热分为郁火发热、阳郁发热、骨蒸发热、内伤发热、阳虚发热、阴虚发热、血虚发热、痰证发热、伤食发热、瘀血发热、疮毒发热等。《医林改错》及《血证论》二书对瘀血发热的辨证及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十单元 痹 证

痹证的源流

《内经》提出了痹之病名,对其病因病机、证候分类以及转归、预后作了详细论述。《素问·痹论》曰:“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内经》又有五痹之分,《素问·痹论》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宋《圣济总录》补充了热痹的病因病机内容,认为脏腑内热,复感外邪可致热痹。历代医家还根据其不同症状特点,赋予不同的病名。张仲景《金匮要略》有湿痹、血痹、历节之名,其中历节病的特点是遍历关节疼痛,所创桂枝芍药知母汤、乌头汤等方,至今仍为临床常用。《诸病源候论》又称为“历节风”;王焘《外台秘要》述其症状痛如虎咬,昼轻夜重而称“白虎病”;严用和《严氏济生方》则称“白虎历节”;朱丹溪《格致余论》又称“痛风”;王肯堂《证治准绳》对膝关节肿大者称为“鹤膝风”,手指关节肿大者称为“鼓槌风”。

第三十一单元 痿 证

一、痿证的源流

《内经》阐述了痿证的病因病机、病证分类及治疗原则。《素问·痿论》指出本病的主要病机是“肺热叶焦”,将痿证分为皮、脉、筋、骨、肉五痿。在治疗上,《素问·痿论》提出“治痿独取阳明”的基本原则。金·张子和《儒门事亲》强调“痿病无寒”,认为痿证的病机是“由肾水不能胜心火,心火上烁肺金,肺金受火制,六叶皆焦,皮毛虚弱,急而薄著,则生痿躄”。朱丹溪承张子和之说,在治法方面又提出“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明清以后对痿证的辨证论治日趋完善。《景岳全书》指出痿证并非尽是阴虚火旺,认为“元气败伤则精虚不能灌溉,血虚不能营养者,亦不少矣,若概从火论,则恐真阳衰败,及土衰水涸者有不能堪,故当酌寒热之浅深,审虚实之缓急,以施治疗”。

二、掌握古代医家重视“治痿独取阳明”、“泻南方,补北方”的理论与方法:在治疗上,《素问·痿论》提出“治痿独取阳明”的基本原则。所谓“独取阳明”,主要指采用补益脾胃的方法治疗痿证。肺之津液来源予脾胃,肝肾的精血亦有赖于脾胃的生化,所以凡属胃津不足者,宜养阴益胃;脾胃虚弱者,应益气健脾;脾胃功能健旺,气血津液充足,脏腑功能旺盛,筋脉得以濡养,有利于痿证恢复。其次,“独取阳明”尚包括祛邪的一面。所以,临床治疗时,不论选方用药,针灸取穴,都应重视调理脾胃,“治痿独取阳明”既要重视补虚养阴,也不能忽视清阳明之热,更不能单以“独取阳明”统治各类痿证。如朱丹溪主张“泻南方、补北方”,则是从泻心火、滋肾阴入手,使水火相济,金水相生,五脏滋润,可认为是治疗痿证的另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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