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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秘密:每个行为都是一个事件

  华夏心理导读:行为主义曾认为,行为的秘密就是条件反射。但是每个行为都是一个事件。而一个事件的发生,显然是诸多条件共同激发的结果。


当联结主义险些被行为主义(只关注研究行为,无视意识。现为新行为主义)拖下悬崖的时候,是老对手计算主义拉了它一把。假如没有计算主义的帮助,学者们可能仍然会像斯金纳那样,对人脑中1011个神经元是怎样联结的问题漠不关心。而有了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家就可以模拟人脑的认知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工智能。例如建立“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这类模仿大脑结构和功能的计算模型,以此来检验各种有关人类心灵的理论。

无论人工智能方面的著作多么浩繁,都少不了瓦伦蒂诺·布瑞滕堡(Valentino Braitenberg)的名字。他是德国马普生物控制论研究所的专家,设计了好些简单且巧妙的计算模型,来帮助人们理解认知与行为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布瑞滕堡生物”。

布瑞滕堡设计制造了两辆外观一模一样的小车,来代表两种最原始的生物体。这种小车结构非常简单,四个轮子,车头上有左右两个热源感受器,连接在两个后轮上,能够刺激轮子转动。其中一个小车d的感受器与后轮交叉连接,另一个小车B则是非交叉连接。当小车接近同一个热源时,由于更靠近热源的感受器所驱动的轮子转的更快,结果使得小车d会不懈的趋近热源,而小车B则总是回避热源。

就这样,两辆外表完全一样的小车,却因为驱动线路的连接方案不同,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可是,假如它们是两种原始的生物体,而我们不知道它们只是像小车那样,简单地改变了连接方案,我们会不会以为其中一种生物体“热爱”温暖,而另一种“害怕”温暖呢?我们会不会进一步猜测,那个热爱温暖的生物体有着某种趋近热源的“本能”,而害怕温暖的生物体可能存在被热源灼伤的“经验”呢?假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还活着,他一定会被布瑞滕堡小车惊出冷汗。

当然,这个极其简单的模型对斯金纳的打击更大。通过这个模型,布瑞滕堡提醒行为主义者,仅仅关注环境的刺激,或者观察行为本身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因为一个生物体内部的微小改变就可能引起外部行为的巨大变化。

所以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坦率地把行为主义兴盛的那段历史称为“不幸的”。他认为,观察外部行为的方法固然可取,可是假如人们只是背着手,不愿打开“电脑的机箱”,去看看大脑内部的运转情况,那就显得太傻了。在《惊人的假说》一书里,他的结论是:所谓意识,包括自我意识以及自由意志,都是大脑中一大群神经元及其相关分子展开的集体行动。

但是就像布瑞滕堡提醒的那样,彻底还原论同样解决不了问题——把一切复杂的事物化约成各个组成元素,有时候利于描述和理解,但有时候过于机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神经元的突触、棘突以及功能,神经传导中的电化学反应等等,但是恐怕离事实的核心还很遥远。计算模型的局限性也是一望可知的,因为它无论多么复杂,都是对大脑的极端简化。一个人可以在他的脑海里飞快地构想从未经历的虚幻图像,譬如一只淡蓝色的百足章鱼驾驶着奔驰跑车姿态优美地飞跃瞿塘峡。可是,再细致的观察,再精巧的实验,再相似的模型,都没办法完整地解释这一图像的创造。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一种综合的眼光看问题,把人类置于时空流变的背景中来考察。既要考察生理结构,也要考察心理变化;既要观察个体行为,也要观察群体行动;既要检视静态的元素,也要回溯历史的影响。尼采(F.W.Nietzsche)曾经说过,每个事件都是行为。(《权力意志》)这话倒过来也成立,每个行为都是一个事件。而一个事件的发生,显然是诸多条件共同激发的结果。

因此克里克建议,要探索行为的秘密,首先必须回顾发生于四五十亿年前的那个震撼事件,即地球生命的出现。他感叹道:“一个诚实的人,不管知道多少,也只能说生命的起源几乎是一个奇迹,因为有多少条件需要达到啊!”的确,生命的条件极其复杂:大气、水、火山、雷电、紫外线等等,在这些必不可少的要素之间,仍然需要想像、概率、偶然等词汇予以填补。从这个伟大事件中找出所有原因几乎不可能,不过假如我们把这个事件看作一次巨大的行动,却能够找到这个行动的主体,或者说“当事人”。如今大家很清楚了,这个主角就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James D.Watson)等人发现的一种大分子,名字叫DNA(脱氧核糖核酸)。

DNA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基础,而它的自我复制行为,是地球上一切生命行为的基础。进一步讲,DNA的复制行为体现出来的特征,无论多么原始多么粗陋,它仍然称得上“自主性”或“能动性”(agency)。而这种自主性,正是生命与非生命的最大区别,它构成了这个世界上意义与意识的基础。如果我们在讨论人类意识与行为时,竟然把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思议的。

打个比方,把变形虫放进培养基里,它们的行为并非随机的。变形虫总会趋向培养皿里营养丰富的一端,而远离有毒的一端。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就是自主性行为。从DNA到原核细胞,再到真核细胞,从病毒到细菌,再到植物、动物以及人类,自主性行为贯穿于远未结束的生物演化过程。慢慢的,一亿年两亿年,五亿年,生命开始有了回应环境的开关功能,有了代谢系统,然后是免疫系统、体液和神经系统等等,一直演变成高度复杂的生物体。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自主性也在不断强化、分化、细化、结构化和网络化,直到演化出了高级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足以让大多数生物体成为“意向系统”(intentional systems)。

所谓意向性,其实就是指向性。一些哲学家,例如约翰·塞尔(Joho R.Searle)认为,它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是涉及或关联到外部环境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能力(《意向性》)。譬如一个人相信明天会下雨,或者担心末班车已经开走了,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意向状态,而这类相信或担心,就可以叫做意向性。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意向性未必是人类独具。一个生物体具有指向某个对象的状态或能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作意向性。至少,很多生命,包括变形虫在内的生物体,只要它们具有自主性,就会产生类似于意向性的东西。而任何具备自主性的生命,只要能够从意向性的角度来解释和预测,都可以叫做意向系统。人类的独特仅仅在于,我们的意向系统更加复杂而已。

回头再想一想那两辆布瑞滕堡小车。如果它们是真实的生命,那么依据行为,我们可以判断其中一个具有趋热的意向倾向,而另一个具有避热的意向倾向。当然,我们分明知道,它们不是生命,表现出来的意向能力和状态,都是设计的结果。反过来讲,如果说每个生命都是大自然设计的结果,那么人类这种高度复杂的意向系统到底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

看来,我们有必要继续用演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的视角来探究意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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