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中国百万乡村医生的心头之痛

村医老王：不知道还能熬多久

一位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老人躺在**，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眉头紧锁，盖着一床破旧的绿色花棉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召开的乡村医生研讨会上，来自山东临沂的村医杨焕春带来了这样一张照片和一封求救信。

照片的主人公是61岁的临沂工业园区后洞门河东村村医王德生。由同行赵洪美找人代写的求救信里写道：“我还想活着，想吃饭，想穿衣，还想医病……我从1970年开始从事赤脚医生工作，把毕生精力倾注到了农村医务工作中。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我于2007年患上严重的脑梗塞，不能说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妻子吴士兰又患上精神分裂症，生活也不能自理。我家的困难全村人无不知晓。”

被这张照片催促，记者来到山东临沂。在老村医赵洪美和彭桂珍的引导下，记者找到王德生家。推开院门，正午的阳光有些晃眼，王德生就住在离院门最近的房间里。刚吃过饭的王德生坐在**，身上盖的还是那床绿色花棉被，不停用左手摩挲着右手。共事多年的赵洪美大着嗓门跟他说话，但是王德生没有反应。记者看到，他的床边拴着一根绿色的绳子，想坐起来或躺下时，王德生都得使劲拽着绳子，脸憋得通红。

王德生的老伴吴士兰目光呆滞，怕见生人。听王德生的儿媳妇于洪超说，老爷子生病后，婆婆一急一害怕，精神就不正常了，医生说是惊吓引起的精神分裂症。现在她成天在家窝着，就在院子里来回转悠。

于洪超告诉记者，老爷子2007年中风后住了一个多月的院，钱花了不少，现在靠吃药维持。中风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骨质增生，王德生每天要吃的药不下10种。“虽说参加了新农合，但是大部分的药都不给报销。”5年来，王德生只能躺在**，大小便都得儿子伺候。一开始，老爷子还能说点话，现在话也不会说了，整天窝在**，看日头升起又落下。熬日子的烦闷让他时常大声哭闹，儿子王智成通常都站在院子里，手足无措。他不知道父亲还能熬多久，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哪天才是个头。

老两口生活都不能自理，一日三餐都得王智成夫妻俩操办。原先是电焊工的王智成，现在只能瞅空去给人家干点活。一个月下来，夫妻俩打工的全部收入也就1000多元。

于洪超说，现在已经向亲戚借了4万元，生活上有时也靠亲戚接济，再往后，估计没人会借钱给他们了。谁都知道，他们还不起。

村医老周：难受时就自己哭

赵洪美又带记者来到离河东村不太远的小岭村老村医周德晋家里。大门被铁锁锁着，赵洪美使劲地敲着门，才隐约听到屋里有动静。周德晋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从屋里一跛一跛地走出来，从门缝里把钥匙递了出来。每天早上周德晋的老伴出去打工时都要把门锁起来，害怕老周一个人走丢。老周就靠一台十几英寸的旧电视打发时间，陪伴他的还有家里那几只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的小鸡。

周德晋是小岭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村医，赵洪美的同事。2008年，64岁的他在卫生站上班时突然晕倒，送到医院发现是中风。这一病就断了收入，老伴只好去给一家公司烧饭、打扫卫生，赚点钱给老周买药。和王德生相比，老周康复得还算不错，但是说话也不利索，常常需要打手势，太长的句子就说不出来。

老周说：“药费报不了，我也干不动了，只能靠老伴去打零工。每天白天都被锁在屋子里，难受时就自己哭。”听赵洪美说，周德晋年轻时很能干，曾经被调去当初中老师，后来农村缺医生，村里又把他调回来当医生。赵洪美都替老周感到冤得慌，乡村医生什么待遇都没有，要是没回来，继续当老师，一个月能拿两三千元。

养老，百万村医的心头之痛

听说王德生已经不能说话了，老周哽咽着，老泪纵横。这也招来了赵洪美和彭桂珍的眼泪。红着眼圈的赵洪美说：“想想我们当年，背着孩子查血丝虫病，一天要在显微镜下看2000多个采血玻片，天天忙到半夜才回家。种牛痘，防天花，这庄走到那庄，乡亲们给我们熬的小米粥都没时间喝。带着开水、茶缸，把疟疾药、丝虫病药送到每家每户，看着乡亲们把药丸咽下去才走，再到后来的计划免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宣传指导，哪一样没有我们的功劳？为什么我们给别人治了一辈子病，救了那么多人，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为什么我们‘干活有人叫，吃饭没人管’？眼瞅着身边的老村医晚景凄凉，一个个带着委屈和无奈离开人世，国家能不能考虑我们一辈子的付出，别让我们在等待中死去？”

“超期服役”，为了一碗“粥饭钱”

在临沂，生活陷入困境的老村医远不止王德生和周德晋。

徐金堂，65岁，临沂市兰山街道二十里堡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医。干了47年村医，如今，两鬓斑白的老徐仍然“不敢歇”。卫生室共有5个人，其他人去年开始入了新农保，以后每个月拿55元。老徐因为年龄超过60岁，还不让入，心里憋屈得很。徐金堂说，当年57个村医经常一起开会，去世的加上转行的，现在只剩下11人。

张启发，65岁，临沂市兰山街道后园卫生室村医。干了45年村医，腰佝偻了，腿也瘸了，如今小卫生室很是破败，很少有人来看病，偶尔来个人也是拿点药。老张说，卫生室一个月连50元都挣不着，只好让老伴去附近的超市给人看车，一个月二三百元。好在3个孩子经常贴补他们，“要是指望我们俩连煎饼钱都赚不出来”。

王兆真，72岁，临沂市金雀山街道普村卫生室村医，1962年从临沂卫校毕业后当了村医，如今已有50年。王兆真说：“同学在医院的早都退休了，安度晚年了，可我们饭都吃不上了。”卫生室的房子是居委会的，观察室、治疗室、化验室分开，一个月毛收入也就3000元，因为卫生室没有获得新农合定点资格，公共卫生服务不让做了，现在王兆真最犯愁的是居委会想把房子收回去，以后要是交房租，更是没法干了。

尚艳光，59岁，临沂市金雀山街道焦庄社区居委会卫生室村医。干了39年村医，现在一天也就五六个人来看病，一天毛收入百十来块钱，没有养老保险。

40多岁的杨焕春说：“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们在村医的岗位上从风华正茂干到满头银发，对于乡亲们的健康是作出过贡献的，可晚年生活却如此窘迫，这不仅让他们寒心，也让我们年轻村医望而却步。”

39岁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西桥镇两间房村卫生室村医贾永成，五代人都在乡村行医。父亲干了40年村医，如今已经60岁了，也没有任何养老保障。去年，他通过了中医助理执业医师考试。在多方打听村医的养老政策后，他坦率地对记者说：“目前这种形势下，没有接着干下去的想法了。干啥都比干这个强，对吧？”

据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共有乡村医生106.1万人，加上执业（助理）医师19.3万人，共计125.4万人。60岁以上的乡村医生有多少人，记者多方求证，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方面的统计”。但是，无论是对白发苍苍的老村医，还是对纠结于是走是留的年轻村医，老有所养，都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

今年3月3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布了医改背景下村医生存与工作状况调查结果。60.4%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对村医养老问题没有任何说法；按乡镇干部或卫生院医生标准解决村医养老问题的占27.5%；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待遇的占4.6%。

令赵洪美和所有村医愤愤不平的是，乡村医生与民办教师这对“双胞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和命运。民办教师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已转为公办，普遍享有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和保险待遇，就连兽医都有了退休金，而乡村医生却要什么没什么。

因为没有养老保障，像徐金堂一样的老村医们，就不得不在卫生室“超期服役”，为了一碗“粥饭钱”继续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