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临床医生的抉择

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我们将原文刊登出来，与读者分享这些故事；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也想打开一个通道，让医患双方感知对方的内心世界，共建互信桥梁。

人物简介

董胜利，男，外科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就职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兼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务处质控办主任、山西省医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山西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委员。擅长肝胆手术、规范化胃肠及结直肠肿瘤根治手术、各类疝气手术以及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最近连着几天，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郭先生，多次来医院表达感谢。在我出门诊、下手术的时候，时常能碰见他。我说，“老人家，谢谢你，天气不好，你不用来了。”可是他说，是医生救了他母亲的命。作为儿子，总要想方设法来报答。

这件事是在今年7月份发生的，对我而言，同样印象深刻。今年7月份的一天，一名82岁的老人因心口疼痛被送到医院心内科。在入院第三天，老人家被诊断为急性胆囊炎和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病情危重。当天中午时分，老人高烧40度，全身发黄，神志模糊，弥留之际，她示意儿女们来到身边，紧紧抓住他们的手不放。病床前，儿女们眼含泪水，无助地望着忙碌的医生。他们知道，老人高龄，心脏不好，长期吃药，又得了这么重的病，可能真的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候了。

临近下班时分，我接到了心内科的会诊通知。“快不行了。”这是我见到老人的判断。但从业20年，一种强烈的临床直觉又立刻唤醒了我：如果抓紧时间动手术，应该还有一线生机！转念一想，老人毕竟已经八十多岁了，坦白一点儿说，一支手术中的麻药都可能要了她的命。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医生自己的挫败感就不提了。在现在的医疗背景下，老人在手术后死了，儿女即便不和你拼命，也很可能大闹医院，索要巨额赔款。我当时的一种选择是，坦然地给家属交代：没有手术机会了，还是准备后事吧，然后脱下白大褂，正常下班回家。在那种情况下，放弃治疗对老人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对于手术医生来说，肯定是最安全的选择。

无论外界信还是不信，医生确实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面前，这种奇妙的使命感会化作一种能量，督促我遵循自己的本心。我下意识地说：“如果马上手术的话，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正在床边哭泣的家属突然眼前一亮。

我记得那位郭先生当时站起来跟我说：“救命之恩，容当后报；即便救不了命，我们也无憾了！”由于不放心，我自己推着病人进了手术间。我这个人有点小迷信：我自己将你推进去，我就要尽力将你安全地推出来。

当天晚上6点，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都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和同事们并肩战斗在手术台上。手术还算顺利，但接下来，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人术后麻醉迟迟不清醒！当晚，我没有回家，我们将老人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在病房的楼道外，家属们静静地等候在那里。也许是听说过太多医闹，家属们的表现让我动容，除了感谢我们的抢救，没有一点猜疑，没有一句质问。这种信任反而更让我心生愧疚，如果当初不选择手术，也许老人还可以靠仪器维持一半天，起码来得及跟家人道别。但是现在，如果不出现转机，老人可能要默默地离开了。

也许是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也许是幸运之神的眷顾，终于，在术后的第二天早晨，在我处于沮丧的边缘时，老人睁开了眼睛。紧接着，她的心率逐渐平稳，体温正常，全身黄疸慢慢消退，病情好转。在重症病房监护了几天后，老人病情平稳，住进了普通病房。半个月后，老人康复出院了。

这些天，郭先生频繁来医院感谢，每次见到他，我都在想，其实我们医护人员又何尝不是这件事的受益者？我们的心里同样有感谢：家属给了我们最珍贵的勇气和信任！正是家属们的理解和支持，才能让医生们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名誉与病人的生死绑定到一起，专心投入到救治中去。也正是因为医患之间完全的信任，才最终携手化解了诊疗过程中的一个个危机，为老人争取到了生的希望。

我从来不把患者看做上帝。患者来医院看病，寻求医生的帮助，不是来医院吃饭、住宿、买东西的。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患者和医生。因为好朋友可以在关键时刻借给你钱，但医生可以在关键时刻救你的命。因为把对方看做朋友，患者康复后每一丝笑容都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和奖赏，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很多时候，我把患者看做自己的“孩子”.无论老幼，他们期望的眼神，单纯的表情，让我感觉我就是他们的保护神。每次查房，当看到“孩子们”或会心微笑，或安然入睡，我才能放心离去。当“孩子们”病情突然加重、甚至生命垂危时，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们面前，我要让“孩子们”看到我，和我一起努力渡过难关。虽然努力常常面对的是失败和无奈，但“孩子们”看到我的真心付出和陪伴，他们会少一些无助和恐惧。

医患沟通不是简单的文字和语言的对白，也不是签字画押，而是心灵深处的交流，医生和患者之间必须共同协作，互相理解，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完善甚至修正方案，才能让患者得到最好、最合适的治疗。医生也是普通人，也有疲惫和抱怨的时候。但是我发现，当你不图回报，放下金钱和名誉，真心实意为患者考虑的时候，往往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报答。

记得两年前，我曾接诊过一名39岁的胃癌患者。他来自吕梁山区，家境贫困，有3个孩子，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手术是他唯一的希望。在术前与病人的交流中，我心里就有了数：只有一次手术机会，因为除了这次手术费用，他很难再筹到做其它治疗的钱了。我为他做了扩大的胃癌根治术，肿瘤切除得很彻底，患者感觉很满意。

但手术一周后，患者出现了肠粘连并发症，吃饭后腹胀、呕吐，只能继续住院治疗。经过二十多天的治疗，患者恢复了正常饮食。正当我为他的康复欣喜时，他却说：“董大夫，你为我做了手术我很感激你，但你让我多住了这么长时间的医院，多花了的这些钱，我不能接受。”当时，我对患者的不理解感到委屈甚至愤怒。

这件事最后闹到了医院，通过医疗调解委员会，考虑到患者的特殊情况，医院给予了他适当的补偿。尽管我对患者的行为感到失望，但还是反复叮嘱他：“你的病情复杂，必须半年复查一次，要定期观察手术效果。”

如今三年多过去了，患者看到身边其他病友相继离世，而自己却健康强壮。今年11月中旬的一天，他冒着寒风，坐长途汽车来太原，跑到门诊找到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董大夫，我以前对不起你，我感谢你。”我被患者迟来的感谢震动了。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的医患关系多数是剑拔弩张，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一方面，患者经常质疑医生的医疗措施是不是掺杂了自己的私利，只要有了不好的预后，不管医生是否有违诊疗规范，都要讨个说法，甚至诉诸于暴力，以至于杀医血案频现。另一方面，医生为了尽量减少漏诊误诊，多做检查，不敢采取有效、对患者有利但可能要冒一点风险的措施，或者不想承担责任，干脆让患者自行选择治疗方案。这是一种畸形的极端危险的境况，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医学发展到今天，有了许多进步，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病症本身千奇百怪，在不同人身上，不同阶段，都可能有不同表现。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身体还有太多的未知，对很多疾病的认识还不充分。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医生，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看到自己的病人出现问题甚至死亡。大多数时候，医生和患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战胜疾病，患者得到了康复的喜悦，医生也享受了治病救人的快乐。

在山西普外科学界，元老级的人物——纪哲主任曾在我们科室流传下来个传统：医生给病人熬粥。记得我刚从业时，带我入门的一位老主任曾对弟子们说，“试着将十分之一的亲情用在患者身上，结果会大不相同。”我很庆幸，我谨记前辈们的教诲，播下了一份耕耘，收获了更多感动。（记者王芳整理）

日记摘录

●由于不放心，我自己推着病人进了手术间。我这个人有点小迷信：我自己将你推进去，我就要尽力将你安全地推出来。

●正是家属们的理解和支持，才能让医生们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名誉与病人的生死绑定到一起，专心投入到救治中去。

●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患者和医生。因为好朋友可以在关键时刻借给你钱，但医生可以在关键时刻救你的命。

●我发现，当你不图回报，放下金钱和名誉，真心实意为患者考虑的时候，往往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报答。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医生，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看到自己的病人出现问题甚至死亡。大多数时候，医生和患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战胜疾病，患者得到了康复的喜悦，医生也享受了治病救人的快乐。

（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一个临床医生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