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两会前还要接诊病人的代表委员，除了名医，还有村医。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泗水县苗馆镇隈泉村的村医刘庆民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村医，他的身上维系着附近8个村庄1000多名村民的健康。

疫情期间，刘庆民骑着自行车上门指导村民戴口罩，讲解消毒等防控知识，他讲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这是病毒，可能比非典还厉害”。

村民对传染病、防护等基本知识的匮乏也让刘庆民头疼，“一开始年纪大的老人不愿意戴口罩，或者口罩总是不分上下或正反”。刘庆民说：“还是得从平时就加强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不能疫情来了再挨家挨户说。”

缺资金、缺设备、缺人一直是村医面临的困境。履职两年多，刘庆民曾在浙江、湖北等地调研贫困地区的村医状况，发现“都是一个模子”。村医退休后普遍待遇不高，有的村卫生室里的设备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诊所老三样：体温计、听诊器、血压计。今年，刘庆民将“村医老龄化问题”“村医养老”等写进两会的建议。

刘庆民所在的苗馆镇上有130多名村医，最年轻的35岁左右，但只有两三个人，其中就包括他的儿子、学护理专业的刘壮壮。“儿子一开始也不愿意留下，因为本来可以留在城里医院当护士，我就和他说，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刘壮壮当时听从父亲劝说留了下来，现在已在父亲的卫生室里工作了10年。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裴春亮在今年的两会建议里写道，“拓宽乡村医务人员教育培养和职称晋升渠道，不断提高乡村全科医生的福利待遇，让乡村医生成为更多农村年轻人理想的职业”。

这也是刘庆民今年继续建议的方向，“只有做到待遇保障、风险兜底，才能吸引人才、有机会培育本土化青年村医”。刘庆民说，目前村医的补助与辐射到的人口数相关，金额普遍较低，“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就会倾家荡产”。

但小的改变仍在发生，过去刘庆民卫生室的数千张欠条正在减少，“乡村医保报销的覆盖面和力度都在加大，有的村民不用再赊账”。刘庆民说：“这里的村民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们要及时观察、检查并上报，有必要时为他们尽快办理转诊事务。”如今，他最初的无名药铺变为卫生室，从1978年的1个房间变为4个房间。

他希望更多的青年加入村医群体，也希望专业的护理或医学人才来到这里，守住基层医疗网络的第一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