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位乡村医生。如果让我对他作个评价，坦率地说，他既不是称职的父亲和丈夫，也不是称职的农民，但绝对是一位称职的医生。在近四十年的从医生涯中，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用实际行动实践着“仁心济世，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把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女儿，我无意为父亲歌功立传，只是想将他的事迹略作录记，以表达对父亲及所有奉献在基层的医务工作者的敬仰之情。

父亲从小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但在那个食不果腹、医学书籍奇缺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想学医谈何容易。父亲硬是靠借钱、借书，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自学之路。从十多岁起开始系统地钻研医学基础理论，用自己的身体练习扎针、把脉等，终于学有所成，成为我家所在村建国后第一位乡村医生。那时候，乡村医生被称为“赤脚医生”——“身背红药箱，千家万户留脚印”。

母亲常讲，自从她嫁给父亲的那天起，生活就没有安宁过。这一点，我感同身受。我小的时候，村里根本没有医务室或者卫生室，我们一家六口居住的一间长不足五米、宽不足四米的旧房子，就成了父亲行医的地方。我家的房子中间没有间隔，只有一个大土炕，是晚上睡觉的地方。每当给患者检查身体或者打肌注时，父亲总是把我们姐弟四人统统赶到庭院去，即使是腊月寒冬。最令人尴尬的事情还是遇到夜晚求医的病人，煤油灯一亮，全家人的睡相便会尽露人前。这样的尴尬，一直持续到我十四岁那年建了新房以后。当然，新房子又理所当然地成了医务室。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20多年时间，父亲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行医，一个人承担着附近上千口人的医疗工作，除了每天挣一个整劳力的工分外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他与一般社员的不同之处是没有具体的上工和散工时间。一年365天，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也不论酷暑严寒，只要有病号，他都义无反顾地接诊。因为口碑好，方圆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乡亲也都慕名前来找父亲看病。那时，只要有人生病，“快找美美（我的乳名）她爹”成了乡亲们的口头禅。

村里人习惯在吃饭时间办事和串门，我家在这个时间前来买药和看病的也格外多。父亲总是把手中的饭一撂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先接待病号。从不让病号久等是父亲几十年不变的老习惯，即便手中还剩一口饭，他也顾不得吃完。家人百劝不能改，病号劝也无效。他总是说：“没事没事，先看病要紧！”一顿饭热三五遍是常事，为出诊耽误吃饭甚至不吃饭也是常事。

大凡夜间求医者都是急症。因为着急，他们总是狠劲砸门，大声吆喝。由于担心父亲听不见，他们在砸了大门后，还会再绕到房后狠劲敲窗户，惹得四邻的狗齐声狂吠，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每当这时，父亲总是立马爬起来，一边答应着，一边摸索着穿衣服，找药箱。反应之迅速，动作之敏捷，俨如受命出征的士兵。而我们被折腾醒之后，很长时间都难以入睡。日久天长，我有时不免抱怨，父亲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和怠惰。

师生间有“师生如父子”之谊，为官者有“爱民如子”之说，作为医生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父亲则是真正地“视患者为亲人”。特别是对待那些老、弱、孤、残病号，他始终坚持上门服务。对生活特别困难者则实行义诊。村里有一位半身不遂的老汉，从四十多岁起就瘫痪在床，因为抵抗力差经常患病，父亲也就经常接诊，直到他九十岁去世。患者因病痛折（脾气异常暴躁，稍不如意就摔摔打打，极不配合治疗。房中卫生也极差，异味刺鼻。但父亲不嫌脏不怕累，始终耐心地为其治疗。患者声泪俱下，拉着父亲的手说：“恩人啊，下辈子让我变牛变马，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吧！”类似这样的感人故事，实在是不胜枚举。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也被个体诊所取代。几年后父亲也开起了个体诊所。行医性质变了，但父亲的职业道德没有变。他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从不乱开药方，不让乡亲花冤枉钱，不挣昧心钱。依然默默地守着清贫，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发家致富”。

在行医期间，父亲还曾经数度执教。但村里的医务工作更需要他，他自己也难却医缘，于是毅然把教职让给了别人。与他同时执教的几位教师后来都转成了公办教师，其子女也都转成了城市户口。而父亲依然是“赤脚”的乡医，我们也便成了永远不能蜕变的“蝉龟”。但父亲无怨无悔，他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选择当医生！”

三十多年来，父亲走遍了村中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何止是“千家万户”！哪一户人家没留下他千百次的足印；哪一家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乃至祖孙三、四代，没有接受过他的诊疗？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农民，一名坚守着自己医者职责的乡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