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念的形成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1.产生“恐惧”

（1）知觉到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 是对疾病后果的非常个人、非常主观的评估，这种评估包括2个交叉的维度：疾病引起的个人后果，包括疼痛的严重程度、造成技能障碍的可能性及死亡的机会等；疾病引起的社会后果：包括对目前家庭的影响、丢掉工作、整个家庭中的情感上的痛苦以及社会关系等。由此产生的害怕情绪。这种信念可能是使健康问题显得很重要的动机因素。那些相信吸烟会导致肺癌而致死的人可能会有戒烟的动机。不过，有时我们会发现，人们似乎并没有依据他们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认识更加经常地从事预防行为。

（2）知觉到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是我们对自己感染某种疾病的几率的个人评估。其尺度取决于个人对健康和疾病的主观知觉。如某些疾病发病率高，流行范围广，易感性就大。但人们往往对遥远的、可能性不大的危害不予关注（如年轻人认为吸烟致肺癌要到六、七十岁才会发生）。如何使他们通过事实评价、做出主观判断，形成疾病易感性的信念是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成败的关键。

在SARS流行期间，人们正因为了解到疾病的严重性和易感性，才倾向于主动采取预防行为。

2. 对行为效果的期望

（1）知觉到益处（perceived benefits）：仅认识到危害性和严重性还不够，只有意识到自己为摒弃危害健康行为的代价（如时间、负担、毅力等）确实能换取到预防效果，即行为的时效性时，人们才会采取行动，并有明确的行动方式和路线。有一个人患冠心病的家族危险性很高，但即使在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之后，他依旧过量饮酒、吸烟。对于他来说，放弃他的生活方式的代价比死亡的危险大多了，他以一种实际的方式说他宁死也不改变。

（2）知觉到障碍（perceived barriers）：人们对采纳促进健康行为的困难的认知，是使行为巩固持久的必要前提。如有些预防行为花费大、比较痛苦、不方便等，都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并帮助人们逐一克服。吸烟者也许会感到肺癌的危险性让戒烟很值得，而他们本身也有这种患病危险性。不过他们也许不愿意承受香烟的戒断症状，也许会认为戒烟会导致令人讨厌的体重增加或者失去那些吸烟的朋友的友谊。这些都会对戒烟造成障碍。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强调代价的信息更可能刺激探查疾病的行为；而强调获益的信息更可能刺激保护健康的行为。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斯托克说：“知觉到易感性和严重性，确实为行动提供了动力；但只有当让公众知觉到效益，并能先了解困难再决心克服之，他才算是真正找到行为改变的道路”。

3.效能期望

（1）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即对自己的能力有正确的评价和判断，相信自己一定能通过努力成功地执行一个可导致期望结果（如戒烟）的行为。

（2）善于寻找其它可借助的力量，如教育、家庭成员和团体帮助等，以间接帮助实现效果期望和效能期望，从而影响行为的改变。

综上所述，健康信念模式主要遵循三个步骤：首先，充分让人们对不良行为方式感到害怕（知觉到危险和严重性）；其次，让人们坚信一旦改变不良行为方式会得到非常有价值的后果（知觉到效益），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行为改变中可能出现的困难（知觉到障碍）；最后，使人们感到有信心、有能力通过长期努力改变不良行为（自我效能）。研究表明，这个模式可能更适用于拥有平均水平以上教育程度的上层社会经济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