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来自战争核心地带的报告，作者是一名为“无国界医生”组织服务的叙利亚医生，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目前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反对派控制地区的医疗状况，整个医院的医生都出国躲避战乱，只剩他一个还在苦熬，因此不得不逼着自己通过互联网学习成为全科大夫，做了不少从未做过的手术。他没有休息的时间，有病人到来就要开工，因此要靠吃药才能维持下去，而最难以承受的是经常要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因缺乏医疗器材而绝望死去。他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能撑多久，但誓言不会离开，直至死亡。

跟着YouTube现学手术操作

我（本文第一人称是指目前在大马士革的这位医生，他要求匿名）和妻子两人住在医院一个仅约三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这间房带个小浴室和一个洗手池。我们一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待在医院里。我妻子在医院的附属学校教书，而我则一天24小时在医院工作，即使偶尔休息下或打个盹，一旦有人需要动手术，我就立即开工。

在担任医院院长前，我是一名外科医生。但在过去4年的叙利亚内战期间，我不得不什么都做。例如，我做过血管手术、正颌手术、泌尿外科手术等等，甚至包括妇产科手术。而我的助手则是一些从未学过医的平民，我必须教他们基本的急救、医学和外科手术知识。

这里并没有一个专业团队来做这些手术，因此一有需要救治的人被送进来，我就必须顶上。因此我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学习，在这方面，YouT ube帮了很大忙。我通过互联网和国外的朋友联系，他们会向我解说如何去做一些特定的手术。我碰到很多病例，是此前从未遇到过的，我不知道如何处理。但在当前情况下，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所以我或者在网上咨询朋友，或者去看YouT ube视频，感谢上苍，这些手术都成功了。我收获很大。

目前的情况还算稳定，应为我们正处在所谓的停火中。当然不是百分百地停火，但也算部分停火吧。有时，反对派的“叙利亚自由军”（FSA ）和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队之间会爆发冲突。我则站在一个完全中立的立场说话和做事。我是一名医生，从事发展和医疗卫生工作，我不赞同任何压迫。

一名医生要为20万人服务

我们的医院位于被反对派控制的大马士革东部地区，是这里最主要的一家医院，为20万有需要的人提供专业医疗服务。我们有一家分院专门救治冲突中的伤员（武装人员），当然也同时为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提供正常服务。我们还有一家特殊的分院，是妇产医院。

政治上我并不倾向于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我之所以在反对派控制地区工作，是因为我不能去到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控制地区，该政权在通缉我。如果我去到阿萨德政权控制地区，我将被逮捕并投入监狱。此外，阿萨德政权控制地区设施完善，他们拥有一切。但是在反对派控制地区，却缺乏医疗服务机构，因此我要留在这里，为生活在贫困和压迫中的人民服务。

我们长期缺乏医疗用品。“无国界医生”组织并没有让我们失望，但他们也无法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只是他们援助的众多医院中的一所，因此得在排队名单上慢慢等候。我们缺的东西太多了，例如，腹腔镜，这个东西对手术帮助很大。有了腹腔镜，我们就可以把相机伸入病人腹部，还可以把药物投送到指定区域，在做这些的同时不必切开病人身体。

我们也没有诸如C T扫描仪、核磁共振成像仪等医疗设备，这意味着假如有头部受伤或疑似脑出血的病人被送进来，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扫描以评估病情和确定治疗方案。这些病人不能去到现政权控制地区，因为他们可能是被通缉的。所以这些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死在这里；要么去到阿萨德政权控制地区，被逮捕和折磨。他们中的许多人说：“我宁可死在这里也好过去到（阿萨德）政权的监狱里受折磨。”

全院医生走得只剩我一个

这家医院有大约50名员工，医院附属学校和发展项目大约有150名工作人员。这所附属学校有1200名学生。在这所学校建立前，我曾经协助创建过一所学校，其学生一度增至1400名。可是这所学校两度遭到阿萨德政权的空袭，被完全摧毁，且导致13名儿童死亡、25名儿童受伤。那真是个可怕的时期，但是学生和家长们说必须继续学业，因此我们在一个相对更安全的地点着手建造了这所新学校。

我之前工作的那家医院也毁于阿萨德政权的空袭。这是因为“叙利亚自由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间机构。在“叙利亚自由军”控制地区，医院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一个地区没有医院，“叙利亚自由军”就不会待在那里，因为受伤的人会由于得不到救治而死去，导致他们无法继续自己的抵抗活动。但如果有医院，那么伤员就会得到治疗，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医生都离开去了欧洲。我们曾经有过不少好医生，但他们都离开了，到了最后只剩我一个。不过现在情况略有好转，我们又有了名泌尿外科医生。而且，护士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我们现在这个团队一起工作三年了，大家彼此相处很开心，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面临的另一大困难是经济问题。所有人的薪水都非常低。但是工作人员们对我说：“我们会和你在一起，直至死亡。只要你在这里，我们就将与你同在。”他们真是我的好朋友，比亲兄弟还亲。

每天吃6片止痛药才能继续工作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待下去的。这里的条件非常糟糕，朋友们告诉我他们在国外的工作条件很好。但是这里有遭受压迫的苦难人民，我要陪着他们。就是这样了。

我也曾关心过政治，就在叙利亚革命的心脏地区，我曾是第一批去抗议政府的人。但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人道主义工作让我忘记了政治。当我看了许多新闻报道后，知道了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知道了阿勒颇和霍姆斯发生了什么，我就明白对我来说医生工作比革命工作要重要得多。

我非常紧张，每天差不多都要吃6片止痛药才能继续我的工作，常吃的有布洛芬和乙酰氨基酚。

当前真的是困难重重。有时候面对病人，我们束手无策，只能等待他们死亡。我们知道，如果是在国外，他们会获救，但我们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慢慢死去，这真的是太难以承受了。有时候，一些新生儿或婴儿需要保育舱或特殊照顾，但是由于我们被围攻，无法把这些婴儿送出大马士革去接受适当的治疗。这些婴儿来到世间才一两个小时，他们与战争无关，但却要面对这样的命运。

我希望我将留在这里，直至死亡。这里的人很穷，需要帮助，需要照顾。这里的人没办法去到其他地方就医，因为他们真的是身无分文。阿萨德政权控制的医院都是收费的。离开了我们，这1200名学生也无法继续学业。我有义务陪着这些孩子，直到他们能获得同样的教育和机会，就像当初我能够获得教育并成为一名医生一样。当人们还被困在这里的时候，我曾经冒出的那些去国外生活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教育孩子，以便新的一代能够重建我们的国家。这就是全部了。在垣曲县大山深处皋落乡民兴村，常常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总是背着药箱，拿着听诊器，拖着5斤重的假肢奔波在大山深处。30年来，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村民打电话，他就会及时赶到，为他们看病抓药，他就是乡村医生——张爱国。

山村的清晨格外的寂静，早上5点10分，天刚蒙蒙亮，在垣曲县皋落乡民兴村的卫生室，张爱国接到一位病人家属打来的电话。

村民：喂，是张医生吗？

张爱国：哦，对，是啊。

村民：我奶奶头晕的不行了，你过来看一下吧。

张爱国：行行行，你让她不要动，我马上就过去了。

放下电话，张爱国麻利地准备好听诊器、体温计和药箱，就一瘸一拐地出发了。他这次要去的文秀英家，住在村里最远的一个自然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张爱国来到了文秀英家里。

张爱国：这段时间你咋样？

村民文秀英：没量过血压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一天吃药着呢。

和文秀英一样常年患病、行动不便的还有75岁的老人樊玉香。她说，自从自己得了病，张爱国便成了她家里的常客。

樊玉香：这一会我又有病了，肚子疼，就疼的了不得，又把人家叫来，人家张医生帮我看了看，那个时候路没修，可难走了，人家腿也不得劲，也不让我们送，说我自己回，11月的天气可冷着呢，张医生是个好人。

张爱国腿脚有些不利索。老张不以为然地告诉记者，这是在一次出诊途中不慎摔倒骨折落下的病根。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导致了骨髓炎，最终截肢，落下了残疾。之后，张爱国消沉过，迷茫过，但在村民们的信任与鼓励下，他又重新振作起来，每天拖着5斤重的假肢，继续奔波在大山深处。说起张爱国，没有一个村民不竖大拇指：

村民：他虽说身残是个残疾，但是从几十年工作来看，看不出他是个残疾，为啥呢，他有一颗为山区群众服务的红心。

晚上9点，回到诊所，张爱国依然没有休息，继续为病人诊断拿药，填写就诊记录，建立健康档案。完成一天的工作，已经到了深夜11点，疲惫的张爱国正准备休息，电话又响了起来。

张爱国：喂，我在，能行，你不要让他动，我马上就过去了。

深夜中，张爱国的身影渐渐远去，赤脚医生的故事仍在继续。记者了解到，30年来，张爱国已累计为这里的村民看病3万6千多人次，出诊行程达到3万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