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栽培药用植物，从药食同源观点而言，已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交通后，曾从国外陆续引进红蓝花、胡荽、安石榴、胡麻、胡桃、大蒜、苜蓿等既供食用，又可入药的各种植物到国内栽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千亩栀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的记述。栀、茜在古时常作染料，姜、韭则为日常食物，但四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者皆供药用，反映了这些可获厚利的药食兼用的植物，早就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栽培。此外，《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古农书，记述各类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和经验尤为详备，包括谷物、果蔬、竹木、花卉，以及桑麻棉葛之类，其中药食同用者也很多。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了6世纪以前农业生产经验，内容更为系统全面，显示出当时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度。到了隋代还出现了中药栽培专著，如《隋书.经籍志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著录有《种植药法》、《种神芝》各一卷，但两书均己亡佚作无存。

　　唐初，国家曾在京师建立药园一所，用以栽培各种药物，占地三百亩。药园隶属于主管医疗和医学教育的太医署，并设置药园师职务，负责“以时种莳，收采诸药”，同时培训种植药材的专业技术人才。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翼方》中则扼要介绍了枸杞、牛膝、合欢、车前子、黄精、牛蒡、商陆、五加、甘菊、地黄等近20种常用中药种植方法。

　　北宋嘉祐年间，本草学家苏颂著有《本草图经》，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重要本草著作。书中除详述每一药物的产地、生长环境、药材形态、品种鉴别及其他相关内容外，对部分药物亦同时简介其栽培要点，或提示某药为人家园圃所种，某药在某地多种之。四川自古为中药重要产区，不仅品种众多，名优特产道地药材也不少，附子即是其中之一。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彰明知县杨天惠，通过对该县附子生产实际的考察，写出调查报告性质的《彰明附子记》一文，比较系统地叙述了该县种植附子的具体地域、面积、产量，以及有关耕作、播种、管理、收采加工、品质鉴定等成套经验。

　　元明及清，农书著作较多，如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代的《农政全书》、《群芳谱》；清代的《广群芳谱》《花镜》等，继续记载着有关药用植物的栽培内容，有的书还将药物栽培列为专卷，如《农桑辑要》列有“药草”门，《群芳谱》则列有“药谱”，表明对药用植物栽培的重视。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也记述了约180种药用植物的栽培方法，其中部分可能是从老农老圃实地采访得来的。清代赵学敏、赵楷兄弟皆为医药学家，他们在所居养素园中曾 “区地一畦为栽药圃”。赵楷著有《百草镜》8卷，书中收载之药，有的即是他在养素园亲手莳栽的品种。赵学敏撰著《本草纲目拾遗》时，曾选用《百草镜》资料。他说：“草药为类最广，诸家所传亦不一其说，余终未敢深信，《百草镜》中收之最详。兹集间登一二者，以曾种园圃中试验。”说明养素园所栽的多为民间药，其栽种目的乃是实验研究。

　　1949年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中药材生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许多新的药材产区和药用植物种植场及专门的科研机构，培养大批科技人才，编辑出版了《中国药用植物栽培学》、《中药材生产技术》等数十部专著，并对中药材生产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使中药材生产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据报道，目前全国中药大面积栽培的约250多种，达到33．3万公顷（500万亩）以上，从品种和种植面积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新药材不断出现，进口药材不断减少，出口药材日益增多。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对增强人民体质、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