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和教育的（占GDP）4%比，现在一年仅有约3000亿的政府卫生投入，尚不足GDP的1%，这笔投入的方向成为全国政协医卫界别小组讨论中的热议话题。有委员建议，尽快启动大病药物“强仿”程序，让百姓治疗重大疾病时不必依赖进口药物，“实实在在降低医疗费和药价”；也有委员建议，应投入到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中，让医疗机构感受费用预先控制的压力，从而降低病人的医药费用。

　　昨日，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的小组讨论中，就目前每年约3000亿、尚不足GDP的1%的政府卫生投入的使用方向，委员们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都想“花小钱干大事”。

　　应尽快启动大病药物“强仿”程序

　　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中，邵一鸣委员曾直言，有限的政府卫生投入，在一些地方却被用于给疾控中心或基层卫生院盖楼，增加办公设施，而在里面工作的人，却因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的收入体现而降低了积极性。今年，邵一鸣带来了更有针对性的提案，建议政府将有限的卫生投入，能够拿出一部分，用于促进重大疾病“救命药”或基本治疗药品的国产化。

　　“不再依赖进口药和进口检查设备，患者的医药费才会有真正大幅度的降低。”邵一鸣介绍，治疗艾滋病的30多种药物中，目前只有5种可以实现国产化，但我国的药企早已具备关键治疗药物的仿制能力。由于我国政府尚未按照国际协定启动“强仿”程序（政府出面的强制性仿制），这些已经可以国产化的药物尚不能为国内的患者使用。

　　邵一鸣建议，应尽快由卫生部等政府部门启动重大疾病关键药物的“强仿”程序。

　　而政协委员徐亮则表示，有限的卫生投入应投入到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中，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付基础病、常见病的预防和门诊治疗“打包组”。“打包组”内产生的医药费用，由医保基金按人头定额预付，医疗机构有了费用预先控制的压力，便会从预防做起，并努力降低群众的医药费用。

　　政府卫生投入应有效率评估

　　有限的卫生投入如何花更合理？尽管委员们的建议不一，但对于既有的政府卫生投入主要用于建设基础改建扩建，多数委员的态度是一致的———要谨防不符合实际需求的“被投入”。

　　徐亮委员说，现在乡镇一级的基层卫生机构，往往是房子建好了，里面锁着政府投入购置的高级设备，有些地方，电视机、床头柜一应俱全，这些只是“被投入”了，没有发挥作用，更没有人来评估这些投入的效率在哪里。

　　徐亮建议政协承担起这些政府投入的效率评估工作，他认为，政协委员应该在医改、政府卫生投入如何使用等方面，发挥民主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