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政府对针灸学相当重视，如唐太医署内已设针科。更重要的是隋唐医家积极从事针灸学科的临床实践，善于总结并致力进取，使本时期的针灸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显著进步。

　　（一）针灸学说和理论之发展

　　隋代医家巢元方在阐释病因病机时，较多地将经络理论与脏腑学说结合起来。如“腰痛不得俯仰候”中说“肾主腰脚，而三阴三阳十二经八脉，有贯肾络于腰脊者，劳损于肾，动伤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击搏，故腰痛也。”

　　孙思邈强调脉诊对针灸的指导作用，如他在《千金要方》中指出“每针常须看脉，脉好乃下针，脉恶勿乱下针也”而在该书“平脉”卷之“三关主对法”中，就是脉诊与针灸结合之示范。

　　隋唐医京甄权继皇甫谧之后，曾对针灸孔穴进行厘定，并撰有《明堂人形图》、《针经纱》、《针方》等，惜均已佚失。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明堂》序称：将十二经脉各为一卷，奇经八脉复为一卷，合为十三卷，是腧穴按经络循行排列的较早文献记载。王焘亦对针灸俞穴进行了整理，采取以经统穴的方法，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将所有腧穴均分列于十二经脉中，并分述各穴其取穴法、主治病症、施灸壮数等，共收352个经穴。

　　（二）针灸临床

　　在针灸临床方面，孙思邈创孔穴主对法。“穴名在上，病状在下，或一病有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这种形式犹如针灸临床手册，便于使用。孙氏并创保健灸法。他还发现了“阿是”穴之临床效果，其曰：“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苦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成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孙氏的阿是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临床所用不定穴、天应穴等，都从阿是穴演化而来。

　　孙思邈还创用了同身寸法，“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亦有长短不定者，即取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以意消息”，及“其言一夫者，以四指为一夫”（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29，P518，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这种同身寸的取穴方法，为医者提供了准确取穴的简便测算法，有利于针灸学的发展。

　　针灸治疗疾病种类，隋唐时期逐渐扩大，特别是《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针灸治疗广泛用于临床各科。《千金冀方》基本已按科分述疾病之针灸治疗，更有利于医者掌握并提高针灸治疗效果。灸治法已应用于多种专科疾病，是为隋唐时期灸法的特点。除上述《骨蒸病灸方》外，尚有苏敬《脚气灸方》、《外台秘要》灸诸瘿法、《千金要方》灸诸癫法、小儿灸法等，隔药灸亦趋多样化，如隔盐灸、葶苈子灸、豆鼓灸、麻花灸等，燃料则推祟艾火与槐木之火，反映了有唐一代灸疗法之蓬勃发展。

　　（三）长于针灸之医家及其著作

　　隋唐五代长于针灸的医家除上述已提及者外，较著名的尚有为唐高宗治风眩刺百会、脑户出血之秦鸣鹤，及用针刺治愈小儿鼻端生赘疣之狄仁杰等。史书记载针灸文献有16种，约24卷，均已佚失，存世者有唐《新集备急灸经》（是我国最早雕印之医书），为范子盈等咸通二年（861）抄本。原藏于敦煌石窟，光绪末被伯希和盗往法国，有甲、乙本。除载有十五种疾病的灸疗方法外，尚收载了针灸禁忌。据研究，敦煌古医籍中针灸类尚有《灸法图》六卷，存残图18幅和部分残文；《灸经明堂》一卷，述一月三十日人身禁灸部位及针灸人神所致危害；《人神流注》，述一月三十日人神在身体部位；《黄帝明堂经》甲、乙卷，均有部分残损，记有十余个穴位的刺灸法及部位、主治等；《亡名氏灸法》、《针灸节妙》等，此外，杨上善撰《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又名《黄帝内经明堂类成》。日本仁和寺旧藏此书卷子本（1143年写本）残存卷一，小岛学古双钩摹钞，藏于宝素堂。光绪间杨惺吾氏获于日本，持归付印。

　　（四）按摩疗法迅速发展

　　隋唐时期的按摩疗法发展迅速，其特点是有了专科，并开始了专科教育，而在按摩内容方面更有充实且应用更为广泛。

　　据《隋书》记载，隋太医署中置按摩博士两人，《唐六典》记载隋时有按摩医生达240人，并分为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生三个级别，说明隋代不仅有了按摩专科，且有规模较为庞大的组织结构，并纳入政府正式的医学教育体系。按摩科在唐太医署中虽仍为四科系之一。但按摩人数较隋代减少，唯增有按摩士这一新的层次。按摩科的职能、教育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隋唐埋藏的按摩方法大致可分为养生导引、天笔国按摩、老子按摩及外伤按摩、摩膏法等。在《诸病源候论》中附有较多的养生导引法，通过自我消息导引，达到健康祛病延年之目的。“脚气缓弱候”有：养生导引法：“舒两足从，散气向涌泉，可三通，气彻到，始收有足屈卷，将两手急捉脚涌泉，换足踏手……去肾内冷气，膝冷脚疼也”。天竺国按摩和老子按摩均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前者为随佛教传入之印度婆罗门法，共18式，后者则是道教的养生按摩法，共49式。隋唐时期在治疗跌仆操作损伤中开始应用按摩术。如《诸病源候论》卷36“腕伤初系缚候”中就指出需“善系缚，按摩导引，今其血气复也”，《唐六典》中则明确强调若遇“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而《理伤续断方》“医治理想补接次第口诀”中之拔伸、用力收入骨、捺正等手法，亦包含外伤按摩手法。

　　此外，隋唐时期已开始借助器械和垫物按摩，如栉头理头保健即是一例。在《诸病源候论·又湿候》就记有“栉头理发，欲得多过”：“数易栉，更番用之”，栉是梳蓖的总称。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上述栉头即梳头，而数易栉则是用不同的梳子、篦子，以梳头多遍，有按摩头部穴位、皮肤的作用，以流通血脉，疏散风湿，至元代《饮膳正要》发展为要“常梳头”的保健手段了。《理伤续断方》中则有在摩肩、腰、胸、背等部时，需用“软物，如缉片之类奠（垫）之”，这亦为后世直至现代按摩治疗所遵循，唐代医家王焘在《外台秘要》对逆产者施以脐上盐摩法，对脚气病亦有膏摩。对小儿液啼用摩几头及脊背的记载，《千金要方》亦将摩膏法用于儿科临床之中，按摩法已推广至妇儿科临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