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名王惟德，北宋医家。公元987—1067年（北宋太宗雍熙四年——英宗治平四年）人。宋仁宗（赵祯）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我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仁宗以为“古经训庆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王氏新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宋时，针灸学非常盛行，但有关针灸学的古籍脱简错讹甚多，用以指导临床，往往出现不应有的差错事故。根据这些情况，王惟一及其同行，产生了统一针灸学的念头及设想，并多次上书皇帝，请求编绘规范的针灸图谱及铸造标有十二经循行路线及穴位的铜人，以统一针灸诸家之说。接旨后，惟一亲自设计铜人，从塑胚、制模以至铸造的全部过程，他都和工匠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终于在公元1027年铸成了两座针灸铜人。铸成后，仁宗赞口不绝，把它当作一件精湛的艺术品，经惟一等在旁的医官介绍了铜人的用途和在医学上的价值之后，遂下令“把一座铜人放在医官院，让医生们学习参考；另一座放在宫里供鉴赏。”并让史官把这件事作为一件大事，写入史册：“这铜人于天祯五年（公元1027年）十月经‘御制’完成，以便传到后代。”这时，王惟一又将自己编绘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献给仁宗，以作为铜人的注解和姊妹文献。赵祯阅后，非常高兴，又下了一道命令：“御编图经已经完成，把它刻在石上，以便传到后代”。

    铜人和图经，在当时的医疗教学和医官考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统一和发展我国针灸学作出了很大贡献。王惟一是宋代杰出的针灸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在针灸学方面，他一生致力于这方面的文献研究和整理工作，尤其对皇甫谧的《甲乙经》很有研究，且在学术上受其影响颇深。他把很多不统一的有关针灸学著作，加以去伪存真的整理，“以铜人为式，分脏腑十二经，旁注腧穴”的研究方法，将十二经脉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用直观的方法记录和描绘出来，并对前代有关“经穴”的学说，进行了订正和改进，推动了我国针灸学的发展。

    宋朝时，受王安石改良思想的影响，医学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再加上雕版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整理和出版了很多医学书籍。医学教育的发展要求针灸学教学能更加直观些，以便于学生记忆和临床使用。王惟一所设计的铜人，在脏腑的布局，经络的循行，穴位的精确等方面，不仅科学性强，而且工艺水平相当高。他选择了精制的铜，铸成和一般人大小相似的人体，里面装有铜铸成的脏腑，躯壳表面，刻有三百五十四个穴孔，孔内装满水银，外封黄蜡，以防水银流出。应试者，当老师出题针刺某穴，或提问何病症该针何穴时，学生照题试针。若针得正确，一进针水银便会流出。若针得不对，就刺不进去。铜人的铸造，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尤其在针灸学和针灸教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故为历来针灸学家所推崇，即至现在仍有学习和研究的价值。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全书共三卷，公元1026年成书。书中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按十二经脉联系起来，注有穴位名称，绘制成图，为铜人注解。图样完整，内容丰富，经穴较多而系统。按照图可查到所需用的穴位，按照穴位可查到所治之症候，是我国古代针灸典籍中一部很有价值的针灸学专著。形式略与近代《图解》相似，书中详述各个针灸穴位间的距离长短，针刺的深浅尺度，以及主治、功效等项。上卷主要论述了十四经（心、肝、脾、肺、肾、胃、胆、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心包络、任脉、督脉）的经络循行、主治及经穴。中、下卷分别按照头、颈、躯干、四肢的顺序，详叙每一经穴。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原书共为三卷，后于南宋（金。大定）时，有人重制补注，改为五卷。《针灸图经录》五卷，约成书于1026年。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惟一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