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40多年乡村医生，治好了多少病人我算不清楚，但在附近的村子里，我接生的孩子就有五六百人。”64岁的乡村医生何世英对记者说。

　　何世英是中国西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梅坡村的村医，她常年在大河家镇的梅坡村和甘河滩两个村行医。这两个村子总人口5500多人，她接生过的孩子占到其中的约十分之一。

　　1966年，20岁的何世英参加积石山县组织的农村保健员培训，成了当地一名农民医生。何世英的卫生室就设在她家门口，是一个面积50多平方米的普通农家房屋，房子被隔成三间，一间是门诊室，一间用来储存药品，还有一间是病人休息的地方。这个卫生室基本没有什么先进的诊疗设备。

　　平时除了看病，何世英还要承担公共卫生的任务，包括打疫苗、流行病的防治等等。因为这些工作大多数需要上门服务，像她这样的乡村医生为此要花不少精力，在很多交通不便的山区，公共卫生可能占据乡村医生的大部分时间。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乡村医生承担这些工作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在一些地方甚至没有任何报酬。

　　中国的乡村医生并不是职业医生，他们还从事农业生产。何世英和她的家人一起耕种3.5亩土地，每年产2400斤小麦，这是一家5口人的口粮，何世英当医生每年的收入有1.7万元，这两方面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乡村医生曾经是中国基层医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前，何世英这样的农民医生被称作“赤脚医生”，他们是经过医疗卫生培训的普通农民，居住在村庄里，可以很方便地为生病的农民服务。

　　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县、乡医院的发展，以及各方面条件的改善，更多的农民到城里就医，乡村医生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在农村，农民居住比较分散，人口多，仅靠县、乡医院的医生没办法让所有的农民都能受益，村子里应该有医生和诊所。”何世英说。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基层卫生和防疫工作，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得以提高。

　　在甘肃省和其他地区，对村级卫生所的重建和设备完善工作已经持续进行了好几年。2006年，甘肃省开始给每个乡村医生发放每个月100元的补助。鉴于很多乡村医生医疗知识落后、技术不够全面，甘肃省还资助40岁以下的乡村医生接受普通中专学历教育，每年资助1000多人。

　　积石山县卫生局局长韩义说，这些政策稳定并扩大了乡村医生队伍。2005年，积石山县仅有162名村医，到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扩大到220人，并有不少医学专业毕业的大中专生加入到这个行业中，乡村医生重新在农村活跃起来。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和乡村医生发展的政策措施。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应该对乡村卫生室的硬件条件进行改善，对乡村医生进行进一步的培训。

　　“现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在全国铺开，农民看病能够付得起钱，但在农村，看病不出村还有一定的难度，村卫生室的建设和乡村医生队伍的加强，将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韩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