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打“体检牌”应对医改，检验科医生自曝体检报告编造内幕

　　医改实施“医药分离”后会不会带来新的隐性利益链？

　　日前有媒体报道，山东的公立医院已经对诊疗费、化验费、手术费等基本医疗项目进行了大幅度的涨价。

　　显然，在未来不能继续以药养医的情况下，不少医院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据记者了解，国内已经有一些医院在取消“药品加价15％”规定的同时，开始授意医生强化体检开单，来缓解医院收入的下降。

　　“医药分离”逼医生打“体检牌”？

　　浙江某地级三甲医院急诊科护士王丽最近明显感觉到，即将到来的医改将会给科室带来更大的经营压力。

　　2月中旬，这家拥有1600多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医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上，王丽听到院长报出了一大堆记不住的数据，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医院收支压力增大了，而政府拨款仅80万元。

　　然而，院长同时表示，尽管未来不准在药品上开单提成，医院也要设法维持职工收入水平。为此，医院各经营科室的考核任务指标要提高20％。至于分配方案，则等进一步讨论后公布实施。

　　王丽所在的急诊科经营指标从去年的每月3万元调整为每月3.8万元。“药品开单不准拿提成了，科室又不能乱收费，看病的人年年差不多，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增长20％收入呢，这势必会逼着医生给病人多开体检单。”

　　据了解，该院临床医生的账面平均工资在5000元左右，以前凡药品开单提成的都会由财务处用信封装起来，直接发放现金给医生。王丽说，大部分的医生都能拿到起码2000元以上。

　　“以前，急诊科如果来了头痛病人，医生会开个检验单子，做一个头部CT查一查有无严重问题，然后开点药，挂点盐水，就行了。”王丽向记者透露。

　　“但是新的考核分配方案出台后，医生对待这类病人的处理方案肯定会改变。会先做头部CT（大约160元），排除头部有无异常，再建议做个动态脑电图（大约30元），确认神经放电情况无碍，如果伴随发热的话，还会建议进行血液特殊项目检查（几十元不等），甚至做个核磁共振（大约200元）。”

　　王丽说，头痛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如果患者对医生的处理方法有疑问，觉得医生故意多开检验单，那么医生只须要求患者“签字申明不愿意接受体检”，这意味着签订免责协议，而几乎绝大部分患者肯定不会签字。

　　该医院某科室主治医生告诉记者，自2002年4月1日起，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通俗地说就是在医疗诉讼中由医方证明自己无过错），这本来就鼓励了医生在临床中更多使用检验手段进行诊断的动机。

　　他说，举证倒置是一把利剑，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往往会采取“防御性医疗”的态度，多做检查，多留证据，以进行自我保护。

　　最重要的是，“医药分离”让医生以往维持收入的渠道被剥夺后，通过强化检验手段的使用，将形成新的增收渠道，这将导致更多“过度医疗”的情况。

　　天衣无缝的数据“编造”

　　对于沿海发达地区来说，医院将体检作为赢利的重要手段或许没什么麻烦，而对于西部地区的众多医院来说，这将会带来更令人担忧的局面——众多经济实力不够的医院，其检验科将最终因为经营压力，频繁“编造”体检报告，形成恶性循环。

　　西南地区某二甲医院检验科医生周军就是体检报告造假者之一。周军告诉记者，他在医学检验行业已做了8年，从2005年至2008年，他先后辗转跳槽于5家医疗机构。然而，至今他也没有进入理想中“规范”的机构。

　　让他郁闷的是，几乎每家供职的单位，都存在要求检验员“闭门造车”的行为，即在不具备某些基本设备和技术的条件下，按照开单医生的需要，编造相应的体检项目数据并形成体检报告。

　　“比如肌酐，这个数据是通过我做了尿素旦以后得出的，尿素旦正常，我就在体检报告中随便写个肌酐的数据，报个正常值。”周军说，尽管他所编造的数据属一些无关医疗治疗的项目，但医生开了单，那些项目就要收费。

　　能造假的数据还有很多，如血脂、血粘、钙、肥达氏等。在部分检验项目上造假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检验室根本没有相关设备，无法进行相应的检验，而利润动机又会促使检验员凭经验推断，二是即便有检验设备，但因试剂成本较高，利润微薄而闲置不用。

　　同样做一个细菌项目，手工做成本才5元，仪器做成本要30元，而卫生部门规定限价25元，加上人工费、水电费、仪器折旧费，30元根本就收不回成本，所以不少医院买了仪器却闲置着做摆设，用人工进行检测。

　　周军告诉记者，编造体检数据并不是少数。

　　“检验科有开单提成，在检验科100元营业收入中，医院给到检验科职工的是10.5％，给到临床科室是20％，这笔钱都会算到绩效奖里面。”周军表示，他曾经工作过的医院对于这种提成绩效都有明确的规定，正是这样的收入分配机制，鼓励了临床医生在体检项目上多开单，开大单。“检验科医生会尽力配合医生，有时候是，医生希望是怎样的检查结果，检验科就会提供怎样的检查结果。”周军说。

　　“用最破烂的仪器，用最便宜的试剂”，这是记者在电话采访河南商丘某乡镇医院一位检验员时，对方给出的简练回答。据对方所述，她所在的检验室仅三件设备：很普通的半自动生化分析仪、一个接近报废的离心机、一个恒温箱，也没有什么室间质控，结果难以保障，检验员造假比较容易。

　　显然，不久前曾爆出的甘肃省金塔县人民医院体检报告造假事件，并非个案。通过网上的广泛交流，周军发现，中西部地区众多医院的检验部门人员收入均与科室业务挂钩，这种机制为编造数据提供了驱动力。

　　卫生部调查的结果显示，金塔县人民医院每年对检验科下达明确的经济收入指标，并将检验科人员工资的30％与科室业务收入直接挂钩，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造假行为。

　　“医检分离”有待破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倾向多给患者开单检验甚至编造检验数据的医疗机构大致具备两个特点：一是医院内部分配制度中有开单提成或业绩提成；二是政府没有足够的拨款，而经营状况严重入不敷出。

　　因此，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做得较好的地方，医院检验机构编造数据的情况较少。另外，经营状况较佳的城市三甲医院，检验机构操作比较规范。而二级、一级医疗机构，一旦存在亏本经营的情况，极易导向多开检验单甚至捏造体检数据的情况。而据业内人士透露，医院现行的收费情况也是三甲高，二甲中等，基层医院只够保本。

　　有业内人士提醒记者，医药分离的结果，也许会造成医生和检验机构的利益捆绑，从而转嫁给患者，危及到医改的实施成效。

　　事实上，业界早已有人提出了“医检分离”机制。早在2008年，钟南山院士等专家就呼吁，应大力发展医学独立实验室，为医院提供“委托检验”业务。

　　然而，在最新公布的医改方案中，并没有提到有关“医检分离”的内容。据北京某专家透露，发改委在组织医改的各个课题讨论小组时，曾经有一个专门讨论“医检分离”问题的卫生资源配置问题讨论小组，但后来被取消，有关的问题未能在方案中得以体现。

　　记者就“医检分离”问题联系了国家卫生部新闻办，有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有关医改的问题，须向国家发改委采访。截至发稿前，记者未能得到发改委相关部门的回复。

　　令人担忧的是，周军对记者称，“对整个操作规范非常熟练，编造的检验项目数据相当专业，连SOP怎样造假都懂，非专业人员根本无法找出破绽”，甚至“卫生部的检查人员来了也查不出造假的证据”。

　　如果情况真如周军所说，这对于患者而言，将是噩梦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