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宫绣（约公元1736～1795年），字锦芳，清代江西抚州宜黄人，出身于儒医世家，学识渊博，精通医药。其有感于当时本草书多“理道不明，意义不疏”，况有“补不实指，泻不直论，或以隔一隔二以为附合，反借巧说以为虚喝”的现状，乃力纠时弊，集平素之治验，采百家之精萃，著成《本草求真》十卷，付梓于乾隆己丑年（公元1769年）。该书载药520味，分上下两编，上编对药物的形态、性味、功能、主治以及禁忌，记载甚详，下编分列脏腑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和药物总义三部分。该书于药物意义“无不搜剔靡尽，牵引混说，概为删除，俾令真处悉见”，故冠以“求真”之名。

对于药物的分类，黄氏颇具独到之处。他没有采用历代本草诸书所延用的部属分类法，亦即将药物以草木谷菜金石等为编次，而采用药物功效分类法，按药物之品性分为补涩、散、泻、血、杂、食物七类，各类又分为若干子目，如补剂中又分为温中、平补、补火、滋水、温肾等；泻剂又分为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等。于每味药下面注明该药的部属和卷首目录序号，这可谓是本草著作中很有进步意义的索引形式，不仅便于查阅，而且有助于学者辨析药物的异同，指导临床遣药组方。例如，山药和白术虽同属补剂，但山药为平补，白术为温中，临床运用，自当有别。

在用药法象方面，黄氏根据五色入五脏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学术见解，提出以形、色、性、味来区分用药。认为“凡药色青、味酸、气臊、性属木者，皆入足厥阴肝、足少阳胆经”；“凡药色赤、味苦、气焦、性属火者，皆入手少阴心、手太阳小肠经”；“凡药色黄、味甘、气香、属于者，皆入足太阴脾，足阳明胃经”；“凡药色白、味辛、气腥、性属金者，皆入于手太阴肺、手阳明大肠经”；“凡色黑、味咸、气腐、性属水者，皆入于足少阴肾、足太阳膀胱经”，并明确提出药有“形性气质”、“气味升降浮沉”、“根梢上中下”、“五伤”、“五走”、“五过”。这些认识，为药物的功效和临床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黄氏十分重视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对成无己、张洁古、朱丹溪、李东垣、李时珍、喻嘉言等人的精湛论述一一采撷，然却师古而不泥。如《本经》谓白茅根能“补中益气”，黄氏却不以为然，他说：“至云能以补中益气，虽出本经，然亦不过因其胃热既除而中气自复，岂真补益之谓哉。经解之论，似未可信。”此说颇为成理。另外，对于前贤之言，黄氏也不盲目崇拜。如张洁古、李东垣、朱丹溪咸谓黄柏为滋阴之品，后人遂翕然学之，视为补品。黄氏却力驳其谬，认为：“黄柏性禀至阴，味苦性寒，行隆冬肃杀之气”，“奈今天下之人，不问虚实，竟有为去热治劳之妙药，而不知阴寒之性能损人气、减人食，命门真元之火一见而消亡，脾胃运行之职一见而沮丧，元气既虚，又用苦寒，遏绝生机，莫此为甚。”此精辟的论述，对喜用苦寒，欲通过“坚阴”而收补益之功的医者，无疑于当头捧喝。

有些药物的某些性用十分相似，极易混淆，黄氏通过辨析，力求尽得深蕴。如麦冬与天冬均属养阴清热之品，但黄氏强调“麦冬甘味甚多，寒性差少，天冬所主在肺，而麦冬所主在肺，更在心”。半夏与贝母皆能祛痰，但“半夏兼治脾肺医|学教育网整理，贝母独清肺金；半夏用其辛，贝母用其苦；半夏用其温，贝母用其凉；半夏性速，贝母性缓；半夏散寒，贝母清热，气味阴阳，大有不同”。另外，辨芍药赤白之异，赤者能泻能散而白者善补善收，分当归有头尾等，皆予以详论。凡此种种，体现了黄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黄氏在长期的临证中，还发展了一些药物的新功能。如对刘寄奴，除点明其具有破瘀通经行血的功用外，还指出该药用于金疮出血，可使血顿止。也实为黄氏的经验之谈。对于药物的来源、真伪和炮制，黄氏也十分重视。如谓“山西太行新出党参，其性只能清肺，并不能补益，与久经封禁真正之党参（人参）绝不相同”。防风以“北出地黄润者佳，泗风车风不堪入药”等等。对药物的炮制，强调“制药贵乎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并把药物配伍理论引伸为“以药制药”的炮制方法。以黄连为例，就有10种制法：“心火生用，虚火醋炒用，胆火猪胆汁炒，上焦火酒炒，中焦火姜汁炒，下焦火盐水炒或童便炒，食积火黄土炒，湿热在气分吴茱萸炒，在血分干漆水炒，眼赤人乳炒。”这些叙述，对在中药炮制方面，颇有实践意义。

总之，《本草求真》的特点在于切合实际，不尚空谈，是一部医药学紧密结合、内容精简扼要、临床实用价值较高的本草专著，值得进一步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