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话说老协和》

    我到协和学医，完全是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认为社会腐败不能让儿女们从政，而做医生却是一种既高尚又稳妥的职业，不管社会如何动乱，济世救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尊重的。他说，要想当一个有本领的医生，必须进协和。第一个被他动员进协和的是我的大姐夫陈舜名，那时姐夫大学毕业正在执教，竟被父亲说服，再到协和学医，于1927年毕业；第二个是我的哥哥吴瑞萍，于1933年毕业；我是第三个。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家先后有10人在协和学习和工作，对协和有较多方面的了解。现在我只谈自己学习生活的某些片断，也就是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惊人的淘汰率

    要想进协和，最好先进燕京大学，在医预科学习三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19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四人，留级的有四人。学校的意图是，对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及时转入其他专业。按照教学安排，五年级的学生到医院做实习医师；毕业后，部分同学留院做住院医师，也有部分同学必须另觅出路。就外科来说，按照惯例，在外科各专科轮转做实习医师者，是准备毕业后留院的；如果主要是在普通外科实习，则是即将离开协和的先兆。其实，就是留院做住院医师，竞争也还在继续，因为还要经过四五年的工作考察，最后只能选拔出一个人任住院总医师。

    紧张的学习激烈的竞争

    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从一年级医学生的作息时间表，就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休息不足的情况。早8点从宿舍到学校，12点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5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记得有一次，直到午夜1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6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以后才能休息。考试前更是紧张，有的同学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学生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还有一些同学得了结核病。学校方面为此提高了伙食标准，并补贴了伙食费。

    学校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从专业学习到言谈举止，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位教师手中有一份附有照片的学生名单，教师很快就熟识了每个同学。平时的实验报告、读书报告或病历记录，都要求记述准确，书写工整，交教师或上级医生批阅。考试制度更加严格，除平时考核笔试之外，有些课程要附加口试。学期终了，教师们要开会，认真评议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前途，并决定优秀生、留级生，以及淘汰生名单。一二三年级结束时评出两名优秀生（不分先后），免交下一年的学费100元。毕业班只评一名优秀生，对获奖者除颁发证书外，还有500元奖金。

    同学们进取心很强，个个争先，力求学习好，有礼貌，准时，认真，信实可靠。学习再紧张，也注意仪表整齐地出现在教师面前。由于竞争激烈，偶尔也有阿谀奉承教师或争出风头、表现自己的事发生，但这种作风为同学所不齿。五年级时，我们班上公认，黄国安和我学习成绩最好。我俩相比，黄国安成绩稳定，一二年级时，名次比我高；我的优势从三年级才开始，提高较快，被认为是突出的。我主动找黄国安，邀他同住一间寝室，他欣然同意。彼此都明白，这一年我俩要认真竞争一下，看毕业时谁能获得优秀生的桂冠。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学习上，互相都得益不少。这场竞争后来未见分晓，因为珍珠港事件后，医学院被迫停办，无法按照常规进行评比。

    折磨人的“特殊关照”

    一年级刚开始，上的是组织学和解剖学，都是形态学科，主要靠死记硬背，对此我毫无兴趣。老师要求对每一块骨头，就连腕骨、蹠骨等人体内较小的骨头都包括在内，不但能辨认，而且仅靠手摸，就能叫出名称，并分出是左是右。我就别出心裁，告诉同学，靠手摸来辨认还算不得本领，我能将骨头向空中一抛，不等骨头落下，就能叫出名称。同学们以为要用这种办法考试，也都忙于练习掷认。开这种玩笑，不过是为了调剂一下枯燥的学习生活。

    一年级的生理学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课程是由国际上有名的林可胜教授主讲，这门课我学得较好。课程结束时有八个同学的口试要由林教授亲自主持。其中四名是学得较好的，要通过口试选出最好的；另外四名是学得不好的，由他来确定谁不及格。口试的名单按姓氏英文字母排列，我是“矿，排在最后一个应试。口试的时间按规定是15分钟，前七个人都按时考完，轮到我时，后面已无人等候。林教授的问题接二连三，问得很活，都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愈问教授兴致愈高。考了接近一小时，秘书来请他到礼堂参加一个追悼会，我如遇大赦，以为这下可以得救了，不料他却说：”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他回来后又问了半个多小时，才算结束。我疲惫不堪，感到天昏地暗。走出协和东门时，细雨蒙蒙，直到50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正是这次折磨人的”特殊关照“，更激发了我对生理学的浓厚兴趣，甚至打算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读完一年级，我约了三位同学在二年级时选修生理学。生理学课程难，教授严，过去10年中，从没有人选修，我们的举动实属罕见。后因林可胜教授高院，以及科内个别人科学作风差，引起了我们的反感，我改变了主意，打算以后专攻外科。

    “你们来自远方”

    一年级的生理学课程，最后要做“慢性实验”。我和同班同学屈鸿翰在张锡钧教授指导下，对狗作内分泌实验。教师要求实验工作要认真，无论是白天、夜晚或星期日，都要无例外地按实验计划进行工作和观察。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屈鸿翰一起到动物房观察实验动物后，在楼道里遇见前来检查学生实验工作的张锡钧教授，他高兴地操着天津腔问：“吴、屈，你们那窝小狗怎么样了？”刚巧屈鸿翰是天津人，我也是在天津长大的，于是我们调皮地也用天津话回答了他。这风趣的一问一答，师生间亲切之情，便溢于言表了。

    三年级的一次教学巡诊，是由内科主任斯乃博教授主持的。巡诊已经开始，三个同学才匆匆赶来，其中第三位是从维也纳来的外籍同学。巡诊结束后，斯乃博教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第一位同学，要他转交给第二位同学，两人打开条子一看，竟然写的是一句德文，只得去找那位外籍同学，原来这句话是德国谚语：“你们来自远方。”三人懂得了，这是教授对他们幽默、委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