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针古称其为燔针、焠刺、烧针、白针、煨针。将针体烧红，然后刺入人体一定的穴位或部位，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针刺方法称之为火针疗法。此法为针灸之传统疗法，临床应用广泛，对许多疾病治疗效果良好，现将其发展论述如下。

萌芽阶段

对火针的针具、刺法以及其适应症、禁忌症有初步的描述，认为火针的治疗多局限于寒证，禁忌症是热证，对于经筋拘急及骨病可用火针治疗。

火针在《内经》中被称为燔针、焠刺，《灵枢。官针》云：“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九日焠刺”，《灵枢。筋经》也云：“治在燔针劫刺也”。而对于火针针具，《灵枢。九针十二原》云：“九日大针，长四寸，……大针者，尖如挺，针锋微圆……”

在火针疗法的适应症上，《灵枢。寿夭刚柔》云：“刺寒痹者奈何？刺大人以药熨之，刺布衣者以火焠之”。《灵枢。经筋》中云：“焠刺者，刺寒急也”，说明火针可以治疗痹证、寒证。《素问。调经论篇》曰：“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焯针药熨”。《灵枢。经筋》云：“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说明对于经筋拘急及骨病证都可以用火针治疗。

《黄帝内经》对火针的针具、刺法以及其适应症、禁忌症都初步的描述，认为火针的治疗多局限于寒证，禁忌症是热证，说明当时火针的应用并未得到较全面的推广，只是萌芽阶段。

发展阶段

汉晋唐宋时期，有关火针的论述已打破了《黄帝内经》的范围，对火针的刺法，适应症及禁忌症均有扩张，特别是火针已推荐用于内外科等各种疾患，但其未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基础，处于百家争鸣的发展阶段。

至汉代，火针的使用已渐广泛。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称其为“烧针”，其论述不仅扩大了火针的主治范围，用火针治疗伤寒表证，而且补充了《内经》中关于禁忌症的内容，提出了火针误治后的处理以及火针治疗后的处理。《伤寒论》对误用火针后的变证提出了补救的措施，如“伤寒脉浮，医者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等。此外《伤寒论》还指出，火针治疗后针孔护理不当，感受外邪，则可并发奔豚。其曰：“烧针另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

而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强调火针的适应症为寒证和痹证，并且肯定了“焠刺”是刺法之一。同时，也提出火针治病必须考虑体制因素，其云：“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陈延之的《小品方》则最早提出了“火针”的名称，记载了火针可治疗附骨疽并首次提出眼科疾病也可以用火针治疗。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火针的适应症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突破《黄帝内经》的范围。而在唐宋时期，其治疗范围不只局限于痹证、经筋、骨病的治疗，而已扩大到内科、外科、眼科、五官科以及急症的治疗；同时，火针的选穴、操作、禁忌等问题均已提出，并有了火针治疗的医案记载。

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将火针称之为“白针”，首先将“火针”应用于外科，治疗疮疡痈疽、瘰疬痰核和出血等疾患。同时也可用于内科黄疸、风眩疾患，其曰：“侠人中穴火针，治马黄疽疫通身并黄，语音已不转者”，《千金要方。风眩》卷十四日：“夫风眩之病……困急时但度灸穴，使火针针之，无不瘥者，初得，针竟便灸，最良”。此外，孙思邈对“火针”的禁忌穴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确规定腹部的“巨阙，太仓，上、下管等及诸小弱者，勿用火针”。并且说明火针在操作过程要热，在《千金要方。用针略例》卷二十九日：“以油火烧之，务在猛热，不热，则与人有损也”。

宋代以后，火针已经广泛用于治疗内脏疾患。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记载了如火针治疗腹痛、哮喘、腰痛等病例。在治疗五官疾病方面，《圣济总录。钩割针镰》卷一百一十三日：“凡目生顽翳者，可用火烧铜针轻点，传波斯国银矿名悉兰脂，点之不痛，勿用别法。”

《太平圣惠方》卷第六十一则对痈疽用火针或不用火针的证型进行了分析，认为“夫痈疽者，头少肿处多出脓。不快者宜针烙”，其也首次提出小儿无辜疳用火针治疗的方法：“烧针似火色，看核子大小，作一纸环子束定，无辜仍须捏定，以针当中烙之，可深二豆许，即贴沉香膏”。

汉晋唐宋时期，有关火针的论述已打破了《黄帝内经》的范围，对火针的刺法，适应症及禁忌症均有扩张，特别是火针已推荐用于内外科等各种疾患，但其未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基础，处于百家争鸣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