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1903年9月2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六日），上海地区的第一个医学社会团体——医学会问世，这个医学团体的创办人是李平书先生。

　　李平书是上海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企业家，辛亥革命时期，他发起和领导了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名重一时。李氏同时又是著名的中医活动家，清末民初，我国国政日衰，民不聊生，中医药也日趋不振。李平书对此深感不安，慨然以振兴中医药为己任，组织学会，创办医院，开设学堂，建立药厂，改革药剂，皆为上海近代医史之肇始，为发展近代上海的中医药学和中西医汇通作出了贡献。

　　简要生平

　　李平书，原名安曾，字平书，后改名钟钰，号瑟斋，晚年别号且顽老人。李氏原籍江苏苏州，1854年生于上海宝山县高桥镇的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父亲均业医，岳父赵少耕更是当地一位精于外科的著名中医。少年时他先入花行、豆麦行当学徒，16岁时在伯父的帮助下进私塾念书，习读儒学。19岁（同治十二年），他考进龙门书院，后以优贡入仕。1883年，在《字林沪报》上撰写时论文章；1899年在广东遂溪知县任内，因支持民众反对法国侵占广州，而被晚清朝廷革职。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后又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还主持上海自治公所，兼办商团。辛亥革命后，李平书积极与同盟会联系，参与上海起义，并出任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总理。曾提出“拆城垣，填城濠，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设想，又倡办南市电车公司。“二次革命”后东渡日本，1916年回到上海，1927年病逝。

　　李平书早年对中医学并无志趣，30岁时，祖母患痢疾弃世，在深感悲痛之余，“因念先世习医，余以少孤未承家学，此次祖妣之病，茫无所措，深用疚心”，乃发奋学医，“自是不理举业，专求经世之学。爰发先人所贻《内》、《难》、长沙诸书，潜心考索，冀有所获。”从此，李平书在从事商务和社会活动的同时，也涉足医学。在开办医院时，他经常上午看病，为贫穷者免费施医送药。他不但学习中医，也涉猎西医，还曾赴新加坡考察西医医院。

　　李平书的医术相当高明。光绪二十八年，李赴武昌，时王雪徵如夫人患脚气攻痛，久治不愈，遂邀李氏往诊。李用苏茎一味为主药，服后竟效，人皆惊异。光绪三十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染疾，特邀李平书、陈莲舫两人共赴广东诊治，获效而归。

　　组织医学团体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社会动荡，上海各界纷纷组织起社团，以维护本行业的政治经济利益。李平书尝思：“沪上持业皆有会，惟医独无。”遂于1902年底联合陈莲舫、朱紫衡等人，发起组织医学会，“以集同志讨论，然后著医学报，编医学教科书，设医学堂，开养病院，期臻美备”。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03年9月26日，医学会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上海的第一个中医团体。由李平书主理会务各项事宜。医学会会址先设在浙江路西小花园7号，后迁至宝安里。学会初创，即购置中西医学图书，诊脉之暇集同道研究医理，讨论中西医术。每到夏令则邀请内外各科医生送医施药，沪上名医如余伯陶、华永祺等都参加应诊。1906年初，李平书因奔母丧而会务停顿。

　　半年后（1906年7月），李平书又因“中医凌夷衰败，亟应整顿；外医风樯阵马，极应抵制”，邀陈莲舫、蔡小香、顾鸿逵等人商议创办上海医务总会。同年8月3日，在黄春圃寓所召开首次议董会，公举李平书、陈莲舫、黄春圃、余伯陶、蔡小香5人为会董，负责筹集经费，主持会中事务。推举李为总理，陈等4人以及周雪樵、顾鸿逵为协理。由议董会制订简章，规定名誉会员、名誉赞成会员和会员条件，并决议编辑中医教科书，开办医科学校，筹设医院，兴办卫生等事宜。会址仍设在宝安里。该会每周进行一次研究活动，请名医汇讲医理，以中医为本，参考东西方医学，兼讲解剖、生理等内容。11月，李平书禀准上海道署，将顾鸿逵办的上海医学研究所迁移到沉香阁，并在余地兴建楼房一幢，用于研究中西医理，临诊实验，送诊施药。后该会因内部意见不合，于1910年解散。

　　1912年8月，李平书、余伯陶等又发起成立了中华医药联合会。是时，国内医会组织渐多，意见各异，相互攻讦，影响团结，于是要求统一组织的呼声日高，中华医药联合会即在这种背景下成立。该会宗旨定为研究学术，改进医药，辅助行政，启迪卫生。组织既不限于上海地区，也不限于中医界。李平书任会长，会址设在南京路保安堂。在李平书、费访壶的主持下，开展的会务有：研究医药，编辑《中华医药报》，筹设药品陈列所，创办粹华制药厂等。该会还为保障中医医生的权益进行了工作，参加淞沪商埠开业医士试验（考试）委员会，经过争取，获准由该委员会重订中医士试验章程，规定对无内务部发给开业执照和非中医专门学校毕业的中医士（即祖传学徒者）在考试时可免除口试。1913年5月，中华医药联合会开办施医局，同年10月在南京举办了施医周活动，1914年2月，该会承接广益善堂开诊施医事宜。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医师（士）管理暂行规则》，对中医进行压制，引起中医界的强烈不满。李平书、丁甘仁、夏应堂等发起召集上海及周边地区各中医团体聚会上海，成立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推举李为会长，丁、夏二人为副会长，共商反对抗议事宜。李平书作为中医界代表亲赴南京请愿，并致电内务部要求取消此规则。在全国中医界的强烈抗议下，北洋政府被迫在同年8月宣布暂缓实施此项规则。1925年8月，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以会长李平书、副会长丁甘仁的名义在中华教育改进会太原会议上提出“中医加入教育系统”的提案，此后，在几次会议上全国许多中医药团体均多次重申此提案。虽然此案最终被北洋政府教育部以“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而拒绝，但由李平书提出的保障中医权利和中医加入教育系统的两大主张，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医界图谋振兴中医的必由之想。

　　开办医院，改进药剂

　　上海最早的中医医院该属1904年开办的上海医院。这所医院是李平书在黄浦江边三泰码头积谷仓外（今上海市多稼路）租赁房屋创办的。当时医院全由李氏个人出资，设备相当简陋，用房不多，又无病房，等于施药站。1907年，李平书提出了在各省发行的彩票内提捐，所得经费在南市建造一所正规医院的动议，此议得到督抚的批准。1908年又得到莫子经、沈缦玉、王宝仑、杨锦春等乡绅赞助，在积谷仓公地兴建了上海医院新院舍。上海医院扩建工程于1909年7月宣告竣工，建成的医院大楼为前进三层，后进二层，每层楼面有房屋9间，不但有门诊部，还有住院处、手术室等，设备较之当时的一些租界医院并不逊色。其时上海的租界医院虽多，但都为洋人所设，采用西法治疗，除少数人外，华人是很难到“洋医院”看病的。而华地的各善堂施医给药，则只有中医没有西医。对此，李氏认为，上海已与世界开通，中国医术不应再拘守旧法，主张“沟通中西医”，“冶中西医于一炉”。所以，上海医院开办后，采用中西医两法治疗病人，上午是中医开诊，下午为西医开诊兼发药，开上海地区中西医结合办医院的先河。他聘请张竹君任院监（即院长），主管医院的各项事宜。张是基督教徒，1899年毕业于广州博济医院医科班（夏葛医学院），曾自办“南福”、“堤福”医院，对中医有一定好感。1912年李平书去日本，上海医院逐步西化。1916年张竹君辞去院长职务，上海医院亦改名为公立上海医院，由留学德、日的西医掌权，如余云岫就曾任该院医务长，从此全盘西化。

　　1919年，上海参药业公会和神州医药总会商议，租借南市咸瓜街太平弄民房开办沪南神州医院，聘请李平书为院长，医院经费由参药业及各业月捐为基础。李延聘了黄鸿舫等名医担任各科主任，医院规定：“上午送诊，贫病给药，并设病房留养，纯用中医中药”，病人来源主要是来沪旅客和本地贫民。

　　李平书早年游历新加坡与左兴学相叙时，就感到中药煎服之不便，而有改进中药药剂的想法。神州医院开办后，他深恐“至夏令，时疫发生，遇危险之症，若待煎药，药未熟而人已亡矣”。故院内设立了制剂室，试图进行中药药剂的改革，但因设备和条件的原因，并无成效。1921年，他与神州医药总会王祖德、中华医药联合会任农轩等商议，联合中医界和中药界，创办了上海粹华制药厂。这是上海的第一家现代中药制药企业，由李平书担任董事长。该厂采用当时较先进的制药方法，先将各种中药尊古炮制为饮片，再以大锅煎煮、粉碎加工、化学提炼等方法制成中药药液、药粉数百种，凡方剂所用药物，无论一、二味之单方或是数十味之大方，均可按照医生所开处方的要求进行配合，则病人服药省去了煎煮之烦。此外，该药厂还依循古方剂书要求，生产出丸散膏丹等传统中成药300余种，并创制了“外感伤风咳嗽水”、“药水杏仁精”等多种家用良药。其中，“药水杏仁精”曾获得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评比“最优等奖”。粹华制药厂生产经营了3年，耗资数十万元，终因当时“思想较新者多唯外货是尚，泥古守旧者又不予置信，至事与愿违，歇业关闭”。

　　创办医学堂

　　1904年11月13日由李平书和张竹君创办的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在派克路（今黄河路）宣告成立，这是上海近代由国人自办的第一所中西医汇通的女子学校。张竹君是西医妇科医师，兼育贤女校校长。当时育贤女校正因经费紧张，难以为继。经李、张合议，决定将育贤女校改建为专门培养中西医汇通女科医生的学堂，定学制为6年。翌年2月23日正式开学，李平书与张竹君签订了6年之约，由李氏教授中医课程，张氏教授西医课程，其它如国文、外语、理化、数学、修身、音乐等课另请教员分授。同时还在学校旁边开办了一所附属女病医院，作为实习医院。1909年，上海医院新院舍建成后，该校迁入医院内，改名上海女医学校，校长仍为张竹君。后又改称上海医院附设医学专科学校。1912年，李氏去日本，该校中医课程停止，不久因经济原因停办。

　　李平书的医事活动主要集中在1902～1925年，那时正是中医倍受歧视、排斥的年代，李平书积极组织中医团体，创办医院和学校，开办药厂，进行中药剂型的改革，参加抗议、抵制消灭中医的运动，特别是主张中西医汇通，并身体力行在临床和教学等方面努力实践，为保存和振兴中医药学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