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则害，承乃制”，语出《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张介宾注曰：“亢者，盛之极也。制者，因其极而抑之也。盖阴阳五行之道，亢极则乖，而强弱相残矣。故凡有偏盛则必有偏衰，使强无所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乖乱日甚。所以亢而过甚，则害乎所胜，而承其下者，必从而制之。”五行气运的亢害承制，是自然界力图维持平衡的自稳调节现象，机体也需要与外在环境一样通过自我调节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生理活动。正如《医碥》曰：“不足欲其生，太过欲其克。故木疏土而脾滞以行，金得火而肺寒以解，肾得脾之健运而水无泛滥之虞，肝得金之敛抑而木无疏散之患……此平人之无病，实由五脏互相克制，故不致偏胜为灾，即《经》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王安道亦曰：“盖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于此不难理解，在“亢则害，承乃制”之前，《经》言“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可谓一亢则一制，制后随之以生，由生而化，由微而著，更相承袭。体现了亢害承制关系在人体生理活动中最基本的动态平衡的规律。当这种规律受到克贼之邪的侵扰，则又成为疾病。克贼之邪的来源，不外内外两因：内因是由于脏腑与脏腑间的亢害承制关系失常。以肝木与脾土之间的关系为例：如郁怒过甚，肝木鸱张，肝气亢盛贼害脾土，致使脾运不良。其它脏腑发病亦如此，即某一脏腑亢盛时，易克其所胜。外因则来源于六淫，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六淫致病，同类相投，内归相应脏腑，以胜相加，导致脏气亢盛，亦可克伐其所胜。由此可见，脏腑间生理的承制与脏腑失调、六淫邪气所致的病理变化，其基本规律均为克其所胜，只不过生理上制之有度，病理上克之太过罢了。

　　但是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并不局限于五行相生相克的一般规律，正如《石室秘录》云：“肾生肝也，而不能全生肝木，盖肾水无一脏不取资也。心得肾水，而神明始焕发也；脾得肾水，而精微始化导也；肺得肾水，而清肃始下行也；肝得肾水，而谋虑始决断也。六腑亦无不得肾水而后可以分布之也。肾经之不全生，而无乎不生也”。又云：“肾克火也，而不全克心火，盖肾火无一脏不焚烧也。心得肾火，而烦躁生焉；脾得肾火，而津液干焉；肺得肾火，而咳嗽病焉；肝得肾火，而龙雷出焉。六腑亦无不得肾火而燥温枯竭之症见矣。此肾经之不全克，而亦无乎不无”。可见，脏腑之间生理上互相取资的密切联系，病理上互相波殃的情况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病理现象临床上多见于某一脏病邪亢盛而传变迅猛，其它脏腑猝不及防而被殃及者。如肝木过于亢盛，除克伐脾土引起脾运失常外，尚可凌侮肺金，致肺火清肃；肝火亢盛，下汲肾水，即子病及母，致肾水不足，相火妄动；肝木亢盛，木火上炎，母病及子，致使心火亢而无制。另外，还有一种逆生克承制规律的病理变化者，即承制之脏亏乏，或受制之脏病邪较盛，承制不及，反被受制之脏邪气凌侮。如肝木不足不能克制脾土，或脾湿壅盛，均可引起土壅木郁之见证。总而言之，脏腑病变，除按五行气运的一般规律“克其所胜”为常见外，尚可见于殃及邻脏或侮其所不胜者。而《内经》则仅言其常，而不言其变也。

　　根据五行亢害承制的原理，不仅能阐明人体生理病理的普遍现象，而更为主要者是运用承制关系拟定相应治法，以达到扭转人体亢害病机之目的。《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疾病的病理变化，不外虚实二端，补虚泻实，扶正祛邪，则成为治病之大法。然而，补何脏，如何补？泻何脏，如何泻？根据五行亢害承制的规律，建立相应的治疗大法，这又是中医治疗学中独具一格的精华部分。兹举几种常用治法为例：

　　一、祛除克贼以扶被克疗法：脏腑间相克太过，则成为克贼，治之当制其克而扶其被克。如抑木扶土法，即抑制过亢的风木之邪，以扶持中土。常用之方如痛泻要方、左金丸等。案例：“薛立斋治太守朱阳山，因怒，腹痛作泻，或两胁作胀，或胸乳作痛，或寒热往来，或小便不利，饮食不入，呕吐痰涎，神思不清。此肝木乘脾土，用小柴胡加山栀、炮姜、茯苓、陈皮，合左金。一剂即愈。”（《古今医案按·卷七·腹痛》）此案因怒而肝木亢盛，故见两胁作胀、胸乳作痛等症；亢盛之肝邪横逆克其所胜，则见腹痛作泻；饮食不入，呕吐痰涎等脾土受克之症。据此，薛氏明察病机，选用小柴胡加左金辈疏肝制木之药为主，佐纳炮姜、茯苓、陈皮等扶脾之脏治疗，一剂即效。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二、扶相承以胜相侮疗法：脏腑间生理相克，即《内经》称之为相承，反常的相承则出现病理的相侮，治之当扶被侮以胜其侮。如益木胜土法。土，指湿土之邪。益木胜土，实取风能胜湿之义。即吴鞠通所谓“卑监之土，须暴风日之阳”。常用之方如羌活胜湿汤等。案例：“东垣病脾胃久衰，视听半失。此阴盛乘阳，加之气短，精神不足，此由弦脉令虚多言之故。阳气衰弱，不能舒伸，伏匿于阴中耳。癸卯六七月间，霖雨阴寒，逾月不止，时人多病泄利，乃湿多成五泄故也，一日体重肢痛，大便泄泻，小便秘涩，默思《内经》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也。利小便也。故《经》又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当用淡渗之剂以利之为正法。但圣人之法，虽布在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今客寒湿之淫，自外入里而甚暴，若以淡渗之剂利之，病虽即已，是降之又降，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则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唯以升阳之药为宜。用羌、独、升麻各一钱，防风、炙甘草各五分，水煎热服。此得阳气长腾故愈，是因曲而为之直也。“（《古今医案按·卷二·泄泻》）本案脾胃素弱，然病在六、七月间，湿邪偏胜，脾为湿阻而致邪实，乃见体重肢痛，泄泻，小便涩。东垣自虑正虚邪实，不执”利小便而实大便“之常法，而选用羌活、独活、升麻、防风之品，以升阳助肝木春生之令，克制脾土湿胜之邪，辨治精当，是故泄泻速愈。

　　三、隔二、隔三疗法：根据五行相生或相制关系制定的治法，称为隔一疗法，依据生与制联系的间接疗法，则可称隔二、隔三疗法。如《难经·七十五难》：“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即寓隔二、隔三疗法之意。如木实泻火，是为隔一；补水以泻火而使木平，是为隔二；再扶助肺金以生水制火，使木不亢盛，是为隔三。案例：“高鼓峰治一妇人胃痛，夕水不入，寒热往来。或从火治，用芩连栀柏；或从寒治，用姜桂茱萸，辗转月余，形体羸瘦，六脉弦数，几于毙矣。高曰：此肝痛也，非胃痛也。其病起于郁结生火，阴血受伤，肝肾枯干，燥迫成痛。医复投以苦寒、辛热之剂，胃脘重伤，其能瘳乎？急以滋肾生肝饮与之之，一昼夜尽三大剂，五鼓熟寐，次日痛定，再用加味归脾汤加麦冬、五味，十余剂而愈”。（《续名医类案·卷十八·心胃痛》）此案病痛在胃，乃因肝郁化火而克其所胜。前医不察，误投苦寒、辛热之剂，伤阴助火，致其病延月余，形体羸瘦，几于毙命。高氏洞察症结，先用滋肾生肝饮治之，以助水制火，使肝木平而不克脾土，然后再用加味归脾汤以实脾土，使肝木不易克制而善后。其治法之妙，在于不重蹈泻肝木以治胃痛之常法，而是运用隔三之滋补法治疗“至虚有盛候”之证。

　　以上几种治法，按五行亢害承制的关系，以祛除克贼、扶助被克之疗法，是为常法，而扶助相承以胜相侮疗法，以及隔二、隔三的间接疗法，则是依据亢害承制规律演化出来的治法。临床实践证明，这些治法行之有效，历验不衰。诚然，实践的反馈，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承认亢害承制，又不拘泥于亢害承制的观点，应当是比较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