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社会上有些人认为中医药大量使用源于动植物的药材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严重破坏，就此观点，本文深入讨论了中药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建议理性分析中医药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了解和利用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在正确的管理和引导下，中医药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间应为良性的互动关系。但同时要认识到，我国在动植物保护和开发利用协调方面的工作还存在很多不足，应进一步完善切实有效的中药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尽快全面开展本底资料的调查工作，加强公民中医药资源保护的意识并积极发展产业化人工种植或养殖等工作。

　　【关键词】  中药； 生物多样性； 自然资源保护

　　198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把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地球生命的宅库——无数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所包含的基因，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生物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等，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食物、药物和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1］。中药资源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自然资源为物质基础的自然界生物资源，由药用植物、药用动物和药用矿物三大类构成。在全世界都将关注投向可持续发展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今天，有人认为，中药对野生动植物的开发利用会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发展中医中药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似乎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同时也成为一个中医药学界内外都在广泛讨论的问题。

　　1  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中药的使用是否存在矛盾？

　　不可否认，某些地区为谋求经济利益滥采滥挖中药材的行为的确对某些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对人参、天麻、草苁蓉、刺五加等毁灭性的采挖，使其野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2，3］。贯叶连翘的原产地甘肃和陕西的野生资源本来极为丰富，但是经过2～3年大规模采集和出口，原产地资源几近灭绝［4］；野生甘草20世纪50年代蕴藏量达200多万吨，而目前还不到35万吨；麝香资源已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70％；千金藤、松贝、霍山石斛、冬虫夏草、蛤蚧、人参、铁皮石斛、厚朴、杜仲、黄柏、黄芪、麻黄等野生资源的破坏也十分严重，有些种类的野生个体已很难发现，无序采挖野生药物的同时也对当地的草原植被或生态资源造成巨大破坏［5］。以上现状是中医药工作者乃至全社会都需积极面对的。然而，有人认为中医以野生动植物入药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威胁，并以此来攻击中医。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祖国医学如果不曾使用或不再使用动植物作为药材，它们的生存现状是否会更好呢？

　　2  目前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认识到，正在失去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可能大多还没有被发现但有可能作为有价值的新药。目前，世界约有150万种物种被记录，但科学家认为物种数目应是已记录物种数目的10倍甚至100倍之多［6］。我国现有药用动植物约12 700余种，其中野生动植物占80%.在我国重点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中，药用动物列入一级（濒于灭绝）48种，二级（数量稀少）113种。进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分13类共419种［7］。1992年公布的《中国植物红皮书》所收载的398种濒危植物中，药用植物达168种，占42％强［6］。由此可知，药用动植物在濒危物种中的确占有相当比例，然而并不是全部。我们应该认识到，每天都有大量我们不曾知道的物种在灭绝，这种速度和数量我们无法估计。据统计，目前我国近200个特有物种已消失或即将灭绝，近两成的动植物濒临灭绝。而在全球，每1个小时就有1个物种永远从地球消失。自1600年以来的灭绝，古生物学家称为地质史上第6次大灭绝，大约是已往地质年代“自然”灭绝速度的100～1 000倍［8］。物种的灭绝如果出于中医用药的原因，尚可以通过改变用药选择来减少大自然的损失，然而，更多的物种却是在我们没有关注的情况下默默地消失。大自然中遭受灭顶之灾的物种并非只因“中医”的使用，更多是社会发展、人口迅速增加、人类活动扩张以及环境污染等因素造成大量野生动植物消失。如人参、天麻、甘草、见血封喉等药物的储量的急剧下降就与原始森林被砍伐、垦荒造田或草原的过度放牧等破坏其生存空间有关［2］。药用动植物的保护、人工栽培或养殖都是出自对人类有更大意义的原始目的，没有药用价值的濒危物种虽然同样在大自然中发挥着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却只是呼吁要保护，不曾有真正意义的大规模举措。简而言之，药用动植物由于对人类本身有用而得到了更多关心，而没有药用价值的濒危动植物虽同处濒危的“悲惨境地”，却正遭受着“冷遇”。

　　3  中药资源的保护工作直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可以说，一些数量不断减少的药用植物正是因对人类大有裨益而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及地方已相继出台了各类法律法规以保护野生药用动植物。1987年，国务院颁发了《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一些省、自治区也出台了相关法规，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草资源管理暂行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关于加强药用资源保护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强龙血树资源保护的通知》。全国几百个各类自然保护区中90%以上都有药用植物分布，自然保护区在对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上发挥了重要作用［9］。2002年10月，国家科技部等也颁布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2010年），要求“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要注意濒危和紧缺中药材资源的修复和再生，防止流失、退化和灭绝，保障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0］。”此外，各种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以及养殖、人工育种等工作合理有序地进行，极大地满足了市场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我国药用植物栽培种类已达200多种，特别是一些名贵中药材的野生转家化已相当成功，如人参、三七、石斛、天麻等［11］。据初步统计，几十年来，由野生转为家种的药用植物不下60种，引种国外药用植物约30种；在46种常用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天麻、黄芪、明党参、北沙参等12种植物已经过系统的研究，具有成熟的人工栽培技术［12］。我国已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以森林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为主要保护目标，使一批野生药用动植物在保护区内得到了有效保护，如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受到保护的药用植物有900多种，峨眉山国家公园受保护的药用植物有1 655种。各地还建立了一些药用生物保护区，如黑龙江省先后建立了以五味子、防风、龙胆草、桔梗、黄柏、黄芩、马兜铃等药材为主的36个保护区，以及广西龙虎山、苗儿山保护区和云南药山、海子坪保护区等［13］。北京同仁堂拥有十几个药材种植基地，动物养殖场现养殖梅花鹿600多只、马鹿20多只，基本满足了企业生产鹿产品的原料需求。目前，北京同仁堂生产所需药材80％来自人工种植和养殖基地，如此，既可满足生产的原料所需，又可通过规范化种植、养殖从源头上保证原料质量［11］。同为老字号的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应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如组织培养、细胞培养等方法，对名贵、濒危中药材进行培育繁殖，经过多年研究，应用该技术先后进行了铁皮石斛的试管栽培、人参毛状根、三七毛状根及冬虫夏草子实体的栽培等多项课题的研究［14］。在一些珍稀的濒危野生动物药材的使用上，中药已做出巨大让步。1993年，我国政府为了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并履行国际义务已明令禁止犀角、虎骨入药。2004年出台的《关于促进野生动植物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促进资源的人工培育，推动以利用野外资源为主向以利用人工繁育资源为主转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谁培育、谁拥有、谁受益”的鼓励机制，明确了发展方向，也更坚定了进行人工种植、养殖以解决药源危机的信心［11］。麝香的人工养殖和人工合成以及虎骨与犀角替代品的发现和推广应用，充分说明了人工合成、寻找同疗效品种以及运用高新技术提高繁殖率和进行半工业化生产是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十分有效的途径和措施，也表明了国家及相关产业和部门对野生濒危动物保护所倾注的巨大努力。事实上，如果我们以更加理性的视角去看待中药利用动植物资源的问题时便不难发现，绝对禁止天然动植物资源入药不一定能够挽救濒危动植物资源。相反，施予更多保护，寻找更多途径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可能会为濒危物种存留一线生机。

　　4  协调动植物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我国在协调动植物保护和开发方面所做的工作与其他也在开发利用天然动植物的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近年来，世界各国均广泛地开展了药物细胞工程研究。日本有80余家应用生物工程技术进行药物开发的企业，从业人员317万，开发研究费用6 600亿日元，大多数企业已采用动物细胞高密度培养及无血清培养等细胞培养新技术。我国仅有鹿茸细胞的培养报道，尚未形成有规模的生产应用［15］。1956年，我国第1个应用细胞培养技术生产天然物的专利诞生，至今进行组织细胞培养的药用植物已有200多种，但只有少数（紫草、人参等）达到生产规模。由于增殖效率不高，产量不稳定，导致成本高，不能商品化［16］。目前，基于培育优质药材，实施良种化所必须的遗传种质资源搜集、整理和研究还未系统展开，远不能满足中药材育种的需求，不利于中药材生产的良种化工作。如我国人工栽培人参已有300多年历史，目前已经栽培出几种农家类型或称农家品种的人参，但还没有形成人参的优良品系，这方面工作明显落后于韩国［5］。中草药质量控制等方面缺乏标准和管理［17］，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提纯和工业化生产也较发达国家明显落后，中药替代品的研究起步较晚，进展缓慢并且疗效不高。国家宏观政策方面，对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而破坏性开采野生药用资源的行为惩罚力度仍不够；公民意识方面，医生保护生物多样性概念薄弱，滥用“多药大方”；患者治病保健心切，不惜高价滥用珍稀药物如虫草、羚羊角等。

　　5  针对现状提出的建议

　　5.1  加强制定切实有效的相关中药资源保护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已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野生药材资源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等［18］，但总的来说，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其落实和惩处力度还有待加强。

　　5.2  尽快全面开展本底资料的调查工作，制定动植物珍稀濒危程度的量化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调查濒危中药材的种类、数量，分析种群区系的分布特点（包括广布种与濒危种），绘制地理分布图，了解当前保护现状，这是一项巨大而重要的基础研究工程，是濒危程度评价的前提。此外，中药材珍稀濒危程度应该有一个全面、科学且实用性强的评价标准，目前国内对此研究尚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标准化问题。评价标准除要充分考虑动植物分类学特点外，还应考虑药用价值对物种、族群的影响，从分布特点、野生资源量、栽培状况、保护现状、开发利用和药典收载等方面细化量化标准，评价时需特别注意影响因素间的权重系数、交互作用，据此标准划分濒危程度，确定保护等级，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及奖惩办法等［19］。

　　5.3  加快濒危中药材替代品研究  濒危中药材替代品的寻找可以根据药用植物亲缘关系进行，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根据“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类群具有相似的化学成分”的亲缘学理论，寻找出一批药效非常相似的替代品，如国产萝芙木、新疆阿魏等；也可以根据历代本草记载和从众多文献中寻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多来源品种，其性味、功能、主治均一致或类同，可以彼此通用或代用。另外，人工制品或人工合成品等代替天然产物也能缓解对常用名贵中药资源的依赖，有助于将来的替代品开发研究，如人工牛黄和人工麝香的使用、人工犀角以及水牛角代替犀牛角、山羊角代替羚羊角和狗骨代替虎骨等研究，已取得良好的使用效果或正在开发中。此外，还可以从扩大药用部位着手以寻找替代品，例如人参的茎叶入药、三尖杉的树皮入药、钩藤根茎的开发等研究即是如此［20］。

　　5.4  加强中医药资源保护的公民意识  从医生角度，应注意对濒危药用资源的合理处方和使用，如野山参、羚羊角等珍稀药材，应尽量使用其替代品入药。从病人角度，要加强宣传引导，从病情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药物，避免因治病保健心切或盲目认为珍稀动植物的“大补”功效而滥用中药。从中草药开采挖掘者角度，鼓励其从被动寻找野生药用资源向主动培育药用资源转变。以甘草为例，发展甘草种植业能减轻人类日益增长的药用需求对环境的压力，半野生化栽培是实现甘草野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技术措施。引导开挖者变为种植者，在改善采挖者本人经济状况的同时也起到了绿化荒漠的作用［21］。

　　5.5  积极发展产业化种植养殖  2004年2月，WHO发布了《药用植物种植和采集规范（GACP）指南》以解决植物药原药材质量问题，从选种、栽培基地、避免加工污染、员工培训、工作环境、操作工具到设施等方面都作了相关规定［22］。这为我国中药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可遵循的标准。实践也证明，中医药资源的保护性种植养殖需要走规范的产业化道路。例如天士力集团通过“政府+龙头企业+高科技+基地+农户”的模式，在商洛地区建立丹参培育基地取得巨大成功，所培育的丹参，品质好疗效佳，满足生产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丹参资源的保护，不仅为企业创汇，也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23］。

　　6  结语

　　据联合国调查，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中仅有15％的人口受益于西方医药， 而其余绝大部分人的医疗保健是靠传统药物［1］。在美国最常用的150种处方药中有57%来自天然产物，其中74%来自植物，18%来自真菌，5%来自细菌，还有3%来自脊椎动物［6］。以上数据表明，同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其他领域一样，医药卫生很大程度上也依赖着大自然，对天然药物的开发利用所带来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中医药面临的问题，且已成为整个世界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进入21世纪，人类对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追求更加强烈。由于全球回归自然的绿色浪潮和疾病谱的改变，国际上对传统医药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重视［24］。我们所应该做的是更好地发展前景广阔的中医药事业，在对中药材的利用和保护上努力赶在世界前列，扬己所长，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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