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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医学模式的变革对医疗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面对医学疾病谱的改变，人文教育和公共卫生教育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曾益新院士谈到，医学模式是人类对医学的认识观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概括，是人们考虑和研究医学问题的指导方针，影响着整个社会对医学活动的思维及行动，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防治方式以及相应的医疗卫生体系、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

影响医学模式包括科技水平、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疾病谱的状态等关键因素，特别是疾病谱的变化，已由过去单因素引起的传染病过渡到复杂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的主要特点是，是一组由多因素引起的无互相传播特性的病程较长的疾病，对我们医学模式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医学模式被划分为4个主要阶段：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原始社会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中，由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缺乏认识，科学技术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往往将生命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归结为超自然神灵的支配，治疗方式主要靠祈祷、占卜和跳神。

之后，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开始从哲学层面对生命现象和疾病进行了一些总结，形成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包括以中医为代表的阴阳五行体系、经验医学（神农尝百草），以及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学说，试图以此来解释生命、疾病的发展和转归。

机械论医学模式则诞生在17世纪，随着牛顿力学的诞生，人们认为可以用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找到一个解释生命和疾病的高级理论，由经验医学逐渐向实验医学进行转变，在西方社会有过一段发展时期，但在我国这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

17世纪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解剖学、显微镜（细胞、微生物）、血液学、泛生物机制的诞生，有了生物医学模式，特别是显微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对人体器官和细胞结构，以及对细菌、病毒等病原生物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一切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都能用生物医学来解释，这一阶段的科技发展为促进人类健康做了很大贡献，直至今天，我们仍处在这一模式为主的阶段。在以传染病为主的阶段，这一模式体现了其优越性，成功解释了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取得了积极的应对效果。

上个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伴随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精神心理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越来越多地出现，人们发现，并非所有疾病都能用生物医学的模式来解释，很多疾病不是单一生物因素造成的，而是由遗传因素、心理因素、工作环境压力、生活方式等复杂的多因素造成。每个人的患病情况千差万别，有的遗传因素更多一些，有的则更多是由于生活方式导致疾病。这就是1977年Engel教授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1981年国内引进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概念，推动我国向这一新模式的转变。目前我国从医疗体系的设计、医学研究到继续教育，都还处于生物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过程中，直到今天仍存在“技术至上”，对人文、社会、心理因素关注不够的现象。

曾益新院士说，在思考医学模式的转变当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疾病谱的特点，这主要包括老年化、城市化。当前全球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性疾病越来越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占死亡原因的83%，一人多病、一病多因。2013年联合国特别召开了以NCD为主的大会，来探讨在以老年慢性疾病为主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如何更好地合作来应对NCD的问题，在提出的很多解决性措施中，其中一条就是发展全科医学，倡导以预防为主的理念。而在过去应对传染病方面，疾病预防的理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们预计其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将会起到更有效的作用。如何去实施预防为主的理念，各国都在探索自己的经验，以求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富有远见地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以人类健康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这就把医学研究的方向疾病研究的范围进行了拓展，医学发展的趋势已由“以治病为目的的对高科技的无限追求”，转向“预防疾病与损伤，维持和提高健康水平”。回顾过去30年，我国医学的发展确实把对高科技的无限追求作为主旋律，如今疾病谱的变化要求我们尽快适应新的医学模式。这一重大转变，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由治病的医学转向保健的医学；二是由关注人的疾病转向关注人的健康；三是在重视科技作用的同时，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很多医疗机构和医疗行为非常重视科技水平，但人文关怀还很欠缺。国内所有的医学教材和继续教育书籍里，很少涉及医学人文的内容，这都是亟待改进之处。

曾益新院士指出，眼下医疗模式和疾病谱的转变，对我们提出了三大基本要求：重心下移--注重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对全科医生的教育和培训；重心前移--对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将更多财力、物力投入到预防为主的早期干预和健康管理上来，而不是把大量资源都放在最后的抢救阶段。因此，要大力发展社区医学，以家庭为单位、社区群体健康为目标，科普宣传、健康理念的传播，居民对健康知识、公共卫生的知晓程度（生活方式、体检）、慢性病控制率、重大疾病的早期发现率、对高危患病人群的针对性预防，这些指标来评价一个社区的健康管理水平。重心内移--关注“病、心、灵”，即医生不仅要关注疾病，还应关注患者的情感和“灵魂”的需求。

在目前倡导的“4P”医学中，强调患者更多地参与到制定治疗方案中来，加强医生与患者的沟通与交流；满足患者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多重关怀；国外有的医院设立教堂，从“灵魂”层面给予关注，以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名言“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道出了医学的局限性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性。

他解释说，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其中“强基层”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体系（硬件）建设：建立基层三级医疗服务体系，这也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健全基层网络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相一致。二是制度（软件）建设：倡导首诊在基层，分级诊疗、预防为主。分级诊疗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就像计算机的软件一样，必须依托于相应的硬件才能运行。“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大医院找专家”，是解决“看病难”的很好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但实现制度安排的前提是硬件要跟上去，这里的“硬件”不单指基层医疗机构的基建和设备，更重要的是基层全科医生。

目前我国医疗体系：60万个村卫生室，5万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000个县区级医院，300个地市级医院，200个省级医院，100个国家级医疗中心。在医疗机构中，医生的配备应该与医疗机构的定位和职能相吻合，二级医院（专科医生5+3）、三级医院和专科医院（亚专科医生5+3+X）、研究型教学医院（亚专科医生+科研训练）。而作为一级的初诊医疗机构的主体医生应该主意是全科医生（5+3），对于村医室则可以考虑“3+2”的全科助理模式，以应对村医室人员老化现象，培养新一代村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曾谈到过她的中国梦--当我退休回到中国生活时，希望能有一位训练有素、受人尊敬、工资薪水合理的全科医生照顾我的健康，并能提供所有的基础药物。要实现她的这一梦想，只有依靠“强基层”，培养出大量合格的全科医生队伍，才能支撑起分级诊疗和基层三级医疗体系。“医学生要树立这样的一个观念，好的全科医生对患者和社会的贡献，一点不比专科医生小。特别以预防为主的医学理念，主要是要靠基层和社区来实现。”曾益新院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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