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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医学生的掉队

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花八年时间,拿到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去美国哈佛医学院做交换生如今已成为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医师的金华义,回顾起自己求学的十年,做出这样的总结:与美国医学生相比,我们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却在跑到一半时,狠狠摔了一跤。

“前半程没掉队”他们是站在中国医学教育金字塔尖的精英。

20世纪末,中国的大学轰轰烈烈兼并各大医学院的时代,协和医学院先后与中国顶尖的两所大学合作,获得了最优秀的生源。比金华义高一年级的学长们,这样形容自己的经历: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在协和学了八年,最后拿到了清华的毕业证。

2001年,17岁的金华义考入清华大学,正值校方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办学。他申请调剂,来到了这所著名的医学学府。班里同学都是高考的佼佼者,他们选择学医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三点:听从父母的安排,对医者救死扶伤的向往,挣钱多。

初来乍到,他听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每次人体解剖课考试前夕,学生们大多会交上一百元押金,去器材室租一个颅骨,睡前放在肚皮上反复摩挲,并把手伸到里面,熟悉各个骨头之间的关联。第二天醒来,拿着枕边的骷髅头继续温习。据说,临考前颅骨往往供不应求。而这些年头已久的教学工具一旦稍有损坏,就会落得个“破坏公物”的罪名。

此后,“读预科”、“严进严出”、“大查房”成为他耳边的高频词。他适应了福尔马林刺鼻的味道,穿梭于各式各样的人体骨骼和组织标本之间,在挤满学生的图书馆里,捧着一斤来重、砖头般的专业书籍,开始苦读。

“这不算什么。”金华义语气平淡,“一般人肯定接受不了医学生的生活状态。”这位已经28岁、在协和医院工作了两年的住院医师解释道。

早8点,从宿舍赶到学校上课;中午12点下课,饭后午休半小时;下午2点做实验,经常午夜1点才罢手;不做实验的时候到图书馆看书,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学习到12点。这是1936年,中国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在协和读一年级时的作息安排,而这个传统保持到了现在。

“高淘汰率,小而精,长学制。”金华义这样概括,“民国时期的老协和,吸收了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教学制度和行医理念。”如今,这种紧张的学习压力,依然能从图书馆里一张张眼眶深陷,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脸上体现出来,他们称此为“协和脸”。

读完两年生物学、化学的医学预科,然后学习一年半生理、病理和药理学等基础医学;结束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等专业课程后,在医院见习实习,做毕业科研课题金华义完成了近60门课程,在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下学会了“望触叩听”,马不停蹄地做实验,学习写病历。最终,他“很幸运”地留在协和医院,成为住院医师。

第五年完成本科,第七年拿下硕士学位。到了第八年毕业时,班里一百多个同学,有十多人没有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有人到后来发现自己不想学医,坚持不下去了;有些人想学,但达不到标准。”他面无表情地解释,“没办法,全世界医学生一般苦,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完整的医学教育包括医学院教育和住院医师培养两个阶段。”金华义认为,“前半程,我们至少没有掉队。”

在美国掉队

一次美国之行让他明白,这后半程的马拉松,“可能一辈子都追不上了。”这个一心想做外科大夫的住院医师有点沮丧,“人家报考医学院的心态很成熟,目的更明确,吃的苦却比我们还要多。”

2008年,协和医学院选出十个交换生,分别到美国和香港的医学院观摩。金华义去了哈佛医学院的两个教学医院,花了两个月时间与那里的学生进行交流。

哈佛的医学授课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与协和的教学模式类似,几百人的大班教学。此外,还有三十多人的讨论小组,针对病历在课上发表见解。大小班的比例是三比一。在第四年快结束的时候,每个医学生都可以选五花八门的选修课,甚至连催眠课程都有。这个时间段,有些学生选择去欧洲或非洲进行医学访问,有些人选择去哈佛附近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编辑部,体验**医学编辑的工作。

同时,美国大部分学校的附属医院,都有历史悠久的研究所,医学生可以提前做科研,毕业时就发表大量的论文,利于他们毕业后的出路。

“教育投入的差距,仅仅从30人的小班授课就可以推断师资成本是协和300人授课的十倍啊。效果能一样吗?你上大课的时候没开过小差吗?”但最让金华义惊讶的并不是这些,“医学院临床实践方面我们相差还不是特别大,但他们的住院医师培养实在太可怕了。”

医学院毕业后的医学生,仅仅是半成品,做几年住院医师后,才能拥有独立行医的能力。

一个哈佛的住院医师,向金华义描述了在美国学医的过程:

本科非医学专业读大四时,因为羡慕医生的高收入、高地位,他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全国性的MCAT(申请攻读北美医学类院校的标准化考试)入学考试。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机考,他获得了申请医学院的资格。经过几千人的竞争,24岁的他进入哈佛医学院。完成四年学业后,他选择了外科的住院医师培养,将花上五年进行毕业后教育。之后,他将面临全美专科委员会组织的考试,如果通过,会获得医师执照。完成这一切,他会拥有两个选择:留在医学院进行学术研究;去医院应聘医生,或开一个诊所,过上“有钱人的日子”。

最艰难的时光莫过于住院医师阶段,每年工资不过4万美元,一周却要工作近100个小时。这五年他会“玩命的工作”。医学院每年学费5万,当时他已经欠下银行20万的债务。等他拿下医师执照,至少已经33岁了,而这期间一旦有一门功课没有通过,就会永远失去从医的机会。

不过这位外国同行满不在乎地送了耸肩:“银行很乐意向我贷款,当上外科医生后,一年收入就赚回来了。”

鉴于医学院的高学费,美国政府会对每家医学院的住院医师投入10万美元左右的资金,保障他们的生活。

一个美国外科住院医师,要在培养年限内完成500个手术的量才能毕业。金华义对此羡慕不已,在协和当住院医已经第三年,他一共才做了不到三十个手术,而且连一次主刀都没做过。

“他们医学院的四年时光,几乎完成了我们八年的学习量。以外科为例,他们用五年至七年,实现了我成为外科医生后十多年才能达到的医术能力。”

说完,他又不服气地补上一句:“换做我在美国学医,会比他们做得更好。”

源头的投入

最近两年,有二十多个住院医师放弃了继续留在协和的机会。

“不少人去新加坡当了医生。”金华义解释着同学们离开的原因:手术实践的机会少,挣得也少,一个月6000块就算多了。用他的话说,新加坡条件再差,也不会“比这糟糕了”。因为同样的理由,金华义的几位学长师姐选择去美国发展。

美国住院医师培养的目的,是塑造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完整医生。一个外科住院医师,应该具备操作胃癌、结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等一系列手术的能力。五年之内,会非常辛苦,可一旦结束培养期,就能成为合格的“产品”。

在金华义看来,包括自己在内的大部分国内住院医师,都还远远达不到“合格产品”的水平。

美国的主治医师与住院医师始终是两条平行线,主治医师与住院医师两个人就能完成一个手术,既便于指导,也利于学习。

自从1951年中国政府提出“按集权管理、高度分工”方式移植苏联的高教模式后,老协和留下的传统,特别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已经逐渐变成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手术倒好,四个人做,而且等级分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级)、主任医师(教授级)。一级压一级,轮到我干活儿的时候,只能端托盘递镊子了。”他无奈地描述着现状,“慢慢学,慢慢教,三年五年学完了,之后十几年,让上级怎么教你?只有主任医师及以上的级别才能制订规章制度,你能盼着他把自己革下去么?”

美国的医师经过五年的高压培训,就可以掌握独立行医的能力 “出师”了。然而,想成为一个成熟的中国外科大夫,先花五年完成住院医师工作,再用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升为主治医师前后共十一年时间。

现在,哪怕是一个阑尾炎手术,金华义也只能作为旁观者,在边上看主任医师操作,因为只有第五年的住院医师才“有权主刀阑尾炎手术”。他做的最稳定的工作,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夜间值班,以及帮主任医师执笔查房记录。

几年前,一个和金华义同龄的急诊住院医师,接诊了一个发烧的病人。最初是按照感冒症状治疗的,可另一家医院确诊为心肌炎。病人家属不干了,天天过来吵闹,后来这位住院医师辞职了。他略带无奈,“在实践不足的情况下,年轻的大夫怎样具备这种辨别能力?”

在中国做上住院医师之后,就相当于捧上一个铁饭碗,没有重大错误,至少能保证不会被开除。金华义苦笑自己今后的工作将有“一半时间在混日子”。

而美国的住院医师毕业后要从头开始,可能得去其他医院找工作,一旦医术不精出了差错,同行首先会质疑培养这名医生的医学院的实力。长此以往,报考这里的医学生会越来越少,而医学院也会因为最主要的劳动力住院医师的数量不足而难以维持。

“一提起医改,普遍声音都在呼吁加大投入,我认为,从培养医生的源头改善更为重要。”

近期,网络上热传一篇名为《住院医师制度是最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文章,金华义不认同这个文章:“全世界的住院医师都是被”剥削“的,很正常,国外同行虽然累着,起码有个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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