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科医生经历的故事

然而，也有使我们医生非常沮丧的时候，那就是经过我们全力救治，病人最终还是死亡；或者我们面对疾病而无能为力，眼看着病人一步一步地走向另一个世界。这种内心的纠结感是无从言表的。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明知我们面对死亡不能“作为”，而家属却恳求我们去“作为”时。一位外科医生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虽然它发生在多年前，但记忆犹新。

在伤员送来的那一刻抢救！

那是一天的下午，我正在出门诊，大概2点左右，从门诊大门外突然传来嘈杂声，其间还有哭喊声，那哭声有一种令人撕心裂肺的感觉。

出于本能，我冲出诊室向门诊大厅跑去，只见一群人极其慌乱地背进来一位头面满是鲜血的伤者，一位年轻的妇女跟在后面大声哭着喊：“快快救救我的孩子！”其他跟进来的人也喊：“大夫，快救命！孩子被火车撞啦！”

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们几乎从不同的方向跑向门诊大厅，跑向伤员。护士小跑着把背着伤员的人领到处置室，我也跟着跑进去。只见在诊床上躺着的是一位个头不高的孩子，头面满是血污。我跑向孩子，本能地用右手触摸孩子的脉搏，左手去看孩子的瞳孔，脉搏没有搏动了。

这时另一位医生已经把孩子的上衣撕开，孩子呼吸已经停止！他立刻给孩子作胸外按压进行心肺复苏。一位医生非常迅速地为孩子作气管内插管进行正压呼吸。我们几乎是同时去听诊孩子的心脏，已经没有心跳，连心肌颤动时的“杂音”也没有了，心脏已经完全停止了搏动。

护士在孩子另一侧胳膊上测量血压。她看我一眼，随后小声说一句，血压测不到。但她还是迅速为孩子在下肢找到血管并给滴注生理盐水。我接过除颤器做一次快速电击，再听，心脏还是一片静音，没有复跳。孩子的瞳孔因为血污无法看清，经过纱布擦拭，再看，瞳孔已经散大固定。

这时孩子的亲属们都站在抢救室门外或玻璃墙外面屏住呼吸看着我们忙碌而有条不紊地抢救全部过程。而我们十几分钟的抢救表明，孩子在来院前已经临床死亡了！再继续抢救下去也不会有任何希望。

这时医生和护士们时不时地看我一眼，虽然他们都没有停止手中的操作。我知道他们看我是什么意思，孩子确实已经死亡，没有任何救治的必要了。于是我向他们点点头。

做心外按压的医生看我点了头，随即转身对背送孩子跑进来的一位年轻的男同志（可能是孩子的父亲）说，孩子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这时那位泣声不断的妇女不顾一切的冲向前一步，扑通一下双腿跪在地上，号淘大哭并呼喊着说：“大夫，求求你们了，我孩子没有死，你们一定能把他救活，求求你们了大夫……”

这位显然是孩子的母亲，她跪在抢救室门前。护士去扶她，哪能扶得起，跟随前来的几位亲属也去劝她，拉她起来，她就是跪着大声呼救。

我知道在这种突然的失去亲人的巨大精神打击中，人们会暂时失去理智的，规劝不会起到太多作用。

再救！面对伤者母亲的跪求

看着眼前这一幕，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于是说一声“快”，就侧身跑出抢救室。一位护士也不知道我说“快”是什么意思，看我跑她也跟着跑，我飞身跑向手术室，在手术室走廊里我拉着手术推车就往回跑，护士有点茫然，但她还是跟着我手扶手术车跑。

我跑到抢救室，抱起孩子放在手术车上就往手术室跑，其他医生也是有瞬间的不解，但他们很快明白是什么意思了，都跟着车子跑向手术室。

在手术室外间，我说：“快给孩子清洗创面缝合伤口，擦拭孩子身上的血污，作好死后护理。”医生护士们很利索地完成这一切程序。

孩子幼稚的脸露出来了，这孩子是顶枕部颅脑开放伤，可以肯定孩子在被撞的当时就死亡了，但面部还算完整，前额有点挫伤。

我把孩子脸部刻意“整容”一番，又用纱布绷带把头面部作“丁”字形包扎，使孩子脸面部全部露在外面，看上去孩子像是睡着了。我们又把手术布单给孩子铺上，并用一方手术白布单盖着全身，把孩子的脸露在外面。“推回去吧！”我说。

我对那位可能是孩子爸爸的男子很肯定地说：“兄弟，孩子在被撞倒的当场就不行了，孩子已经走远啦，张罗后事吧。”

然后非常无奈地拍一下他的肩膀。

孩子的妈妈在我说话之前就扑向推车上看孩子，当她看到孩子像是睡着一样时，她有瞬间愣神，当听到我说孩子已经不行了时，她立刻又抱着孩子的脸大哭，随之转身向我们下跪，哭着说：“谢谢你们了，大夫，我的孩子没死，我的孩子睡着了，我的儿子睡着了，谢谢大夫……”

这时人群中一位年长的男同志说：“走吧，不要哭啦，人家医生把死马当作活马治，已经尽力啦，谢谢你们，我们走啦。”说完就有几个人把孩子的妈妈架着走了，孩子妈边哭边说：“我的儿子没死，我的孩子睡着了……”但哭声小多了，几乎是自言自语。

眼前这一幕使我终生难忘。

医疗的“终点”止于何时反思！

基层医院面对在院外已经死亡的亲属们这种哭求，通常的办法就是婉言拒收，或者仪式性地做简单处理，这在情理上也说得过去。可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位妈妈死死地跪求，实在心酸。我想孩子妈妈跪着哭求着我们，而且长跪不起，我们不能一走了之，就尽量地把善后护理工作再继续下去，以安慰孩子的亲属们，特别是这位年轻的妈妈。

对于在院外已经死亡者，我们应不应该为其作死后护理和“整容”？通常的答案是，那是殡仪馆的工作。但是碰到如上所述的情况，我们会怎么办？是婉言拒绝，还是撤去所有的操作向家属简单交待几句就完事了？还是做一些看起来是“无用”的事，但却是在安慰死者的亲属们？我想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医院不仅仅是对躯体病疗伤治病的场所，更应该是求医问病的人们心灵上得到安慰的地方。不论从道义上或情理上应该做，而从所谓人文医学上也更应该如此。

医生们的一句话或一个仪式性的操作就是一剂最好的良药。死亡者既然被送来了，医院必须做到和家属们一起让死者尊严地走，这也是对活着的人们的一种心理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