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经济学的市场意义：

如何解决看病贵、药费高问题是今年“两会”热论之一。在国外，药物经济学作为一门技术性学科，对控制医药开支过快增长发挥了一定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何实现国民公平地通过合理价格来获得医疗服务，药物经济学对此命题或有贡献

刘国恩 观点

提示药物治疗并不是疾病治疗的惟一方式，那么可以通过对不同疾病治疗手段的经济学分析选择一种最为经济的治疗方式……在临床医师中推广成本更低的治疗方式就能够降低单个疾病的治疗成本看病贵、看病难涉及到医疗服务使用中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服务的可及性，既包括物理可及性也包含经济可及性，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服务。

物理可及性表现在老百姓是否有足够多的医院可以就医，是否有便利的条件可就医。在我们国家，卫生发展很快但存在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比如东部西部以及城乡之间有差异，所以在条件相对落后的地方，没有医院或者医院离得很远，会耽误老百姓就医的时间。而即使在城市中，资源也向大医院、好医院倾斜，医院差异大服务差异也大，老百姓都要到好的医院求医问药，服务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的矛盾又体现为看病难。

经济可及性就是服务购买者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来购买服务，即使医院的物理可及性做得很好，可是老百姓手中的钱，包括他们所享受的社会医疗保险，如果不够做手术、不够买药、不够住院，同样也是阻断看病的途径。

通过增加投资，扩大医院数量，提高服务品质可以解决可及性的问题，但是在投资有限或者不能增加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还是可以的，就是要“截流”，也就是第二个问题所在——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用服务，用有限的资金保障更多的人享受医疗服务，这恰恰是药物经济学的核心。

比方说，我们现在运用比较多的一个数据是看医药支付占据整个医疗服务支出的比例，中国现在的药物支付比例达到50%.药物治疗并不是疾病治疗的惟一方式，那么可以通过对不同疾病治疗手段的经济学分析选择一种最为经济的治疗方式，也许是手术治疗，也许是放射治疗、心理治疗等等，在临床医师中推广成本更低的治疗方式就能够降低单个疾病的治疗成本。发病率高的、成本使用高的疾病都可以成为药物经济学优先研究的对象，通过干预寻找能够降低成本的方式。这样，原来昂贵的医疗费用对老百姓来说就可以降低了，看病就可以不那么贵了。当这些疾病的费用降低后，不变的投资就有了富余，可以扩大保障人群或者拓宽疾病保障种类以及投资新医院等，又能解决可及性的问题，减少“看病难”现象。

药物经济学对于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况改善，是可以有直接而明显的作用的。

孙利华 观点

提示药物经济学在药品定价过程中能够让价格回归价值有据可依。目前我们用社会平均成本来决定药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药品的真正价值药物经济学对于解决药价虚高、看病贵、看病难这些体制性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的功能，但是可以达到缓解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定价过程中能够让价格回归价值有据可依。目前我们用社会平均成本来决定药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药品的真正价值。生产企业所申报的价格，往往都不是生产成本价格，而是将流通环节中的成本也加入其中，这是中国目前的国情。

在这一国情中，通过药物经济学可以将药厂、医院、患者的利益统一在一起，而且可以降低药品价格。我认为药品价格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药品的基本价格，这个基本价格是由社会平均成本来决定的。另一部分是个上下浮动的可调控空间，比如疗效特别好且有创新因素在内的，可以给予一个上浮的空间来提高利润，激励创新。

还有厂商不乐意生产廉价经典药物，医院不愿意开这些药，可是老百姓需要。从社保支付上来看，使用廉价经典药物是能够大大节约支付成本的，也可以给厂商比较大的利润空间，例如原来成本1元的出厂价本来卖1.5元，允许其卖到2元，老百姓不会觉得贵，利润翻一番也能吸引生产企业。而同类价格高的药物若能把利润控制在1元以内或者比经典廉价药的利润空间还要小。那么，对于生产企业和医院都会有所触动，他们就会依据老百姓需求和实实在在的疗效来选择生产或者开哪种药。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的问题。而且，可以看到多个利益相关体都能在现实条件下受惠，药物经济学必须考虑到实施地区的实际情况。

陈金甫 观点

提示对政府而言，老龄化的到来使得政策风险加大，现有的筹资水平不足，需要在利益拉动的过度消费与旧的福利制度下过高的保障水平之间寻求平衡。我希望药物经济学更多地研究，如何以可获得的成本解决更多人的用药问题我认为中国的药物经济学者需要考虑以下五个现实问题。

首先是我们要弄清楚先保障生命还是伦理——在现有国情下，中国需要提供的首先是有限的基本保障，用于化解生命健康的最大风险。

其次要考虑大数法则与可获得性——大数法则表明需要有经济基础支撑才可以扩展医保范围至更广大人群，药物经济学作为技术性评估手段，对药品的合理使用有贡献，但同时有可能带来药品短期支出增加的风险，导致低收入人群无法使用。因此得考虑药品的可获得性。

第三要注意到科技进步与药物经济学的合理应用间没有必然联系。药物的技术进步如果是在一个利益驱动的环境下，就可能被利益拉动，成为医疗成本扩张的理由。中国的药品价格高的反而卖得好，药品费用占到卫生费用的60%等现状都不是自身自然发展而形成的。

第四考虑福利的惯性与公平。必须考虑现有福利刚性能保持多久，当刚性成为特权时，患者会不会满足。但现在因为计划时代过高的服务水平的延续带来了保障系统过高的风险。

第五涉及劣币驱除良币规则和恩格尔系数。药品市场上的劣币驱除良币现象，一是因为利益诱导，导致药品费用占到卫生总费用的60%；二是农民过度的自费医疗导致看病后自己去买药。只有富有阶层、富裕国家的国民才希望做更多的健康检查，这是社会支撑能力所导致的。药物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作为政策研究和制定的工具之一，要研究我们的社会背景。

中国的医疗保险现在覆盖1.3亿人，将来要覆盖到城市的5.4亿人，直至全国的13亿人。医保基金现在有1000亿元，对政府而言，老龄化的到来使得政策风险加大，现有的筹资水平不足医|学教育网收集整理，需要在利益拉动的过度消费与旧的福利制度下过高的保障水平之间寻求平衡。我希望药物经济学更多地研究，如何以可获得的成本解决更多人的用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