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这个名词虽已消失，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给人们带来的温暖却绵长久远。

我刚上小学那年得了一场病，吃啥吐啥，身体十分虚弱，父母心疼得没办法，去水屯公社卫生院开点药、打几针，好一些，过几天病又犯了。父亲认为西医不行，就找中医看。中医把脉问诊后，开了两剂中药。回到家里，父亲就开始泡药、煎药、箅药。我闻到中药的苦味就反胃，坚决不喝。母亲一手端着药碗，一手端着红糖茶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喝了病就好了。”母亲还许诺只要喝了就给我买小叫吹儿、买糖豆，在这种诱惑下，我才同意喝。母亲让我憋着气，不要品味，一口气喝下。我喝了直摇头，真苦啊！赶快喝红糖茶往下顺。本想喝了汤药会见效，不曾想不但没见效，反而口干舌燥流鼻血。父亲在熬第二剂中药时，被母亲挡住了。邻居得知我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有的建议到驻马店大医院诊治，有的建议让雷寨村的老中医杨成堂看看。也许是从经济条件上考虑，父母亲决定去找乡村医生。

一天下午，父亲背着我去雷寨村，夕阳下的乡土路上留下了我和父亲艰难行走的身影。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那里。这是一个乡村四合院，设有诊断室、治疗室、病房和药房。年过古稀的杨成堂，下巴留着胡子、皮肤白皙、身材瘦弱、个子不高。昏暗的堂屋靠墙处有一张八仙桌，上方挂着一幅熏得发黄的《松鹤延年图》。待给其他人看完病后，杨成堂就让我坐在他身旁的大板凳上问我的病情，而后把脉、看舌苔，老先生停了一会儿问我：“你是不是下河洗澡时喝水了？”我说：“没有。”老先生摇了摇头，但还是开出了药方。待我们抓完药，天色已黑。回到家里，我把杨先生诊断的情况给母亲一说，她立即称道：“还是人家杨先生看得准啊！”接着母亲就讲起1959年的那件事：我刚学会走路，没有玩具就推着箩圈滚动，当走到大坑沿时被箩圈绊倒了，身体滚到大坑的臭水里。二姐看到后，从坑对面跑过来拉我，我已喝了好多脏水。二姐为了把我拉上来，把我的棉裤带子也拉断了，结果我又掉了下去，还是在闻讯赶来的大人的帮助下才把我救了上来。由于那时候吃大食堂，穷得很，既没钱治病，又没啥吃的，甚至连命都保不住，谁也没在意这件事，可是喝到我肚子里的脏水却积成了病。当我把杨成堂老中医开的第一剂药喝下去没多久，就感觉好多了。待三剂药吃完，病痊愈了。我知道是杨成堂把我的病彻底治好了，从此对乡村医生特别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