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他们获得了少有的胜利。一家地方法院裁定榕屏化工厂排放的污染物已经超标，并命令这家工厂支付约85,000美元的赔偿金。但村民们至今也没看到赔偿金的影子。张长建已经成为警察“骚扰”的对象，县政府也下令关闭了他的诊所。

在过去的五年中，乡村医生张长建和当地的村民团结在一起，抗议一家化工厂将污染物排放到河流中。

今年春天，他们获得了少有的胜利。一家地方法院裁定榕屏化工厂排放的污染物已经超标，并命令这家工厂支付约85,000美元的赔偿金。但村民们至今也没看到赔偿金的影子。张长建已经成为警察“骚扰”的对象，县政府也下令关闭了他的诊所。

现年46岁的张长建长着一头浓密短硬的花白头发，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不怕被恐吓，继续给村民配药，也没有中断对榕屏化工厂的监视。他经常穿着塑料拖鞋、腰上挂着照相机在化工厂周围走几圈。张长建指着工厂废水排入的那条恶臭散发的河流说：“我们的食物还在受污染。农民的庄稼卖不出去，他们太穷了，又没办法搬走。”这条河里的水最终会流入东中国海。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很多令人担忧的副产品，水源污染就是其中之一。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工厂以及城市每年向全国湖、河排放的废水、污水高达400亿至600亿吨。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大约30%的中国河水由于污染严重已不适合工业或农业生产使用。另外，约3亿中国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由于中国境内的众多河流最终流入俄罗斯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水源污染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性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就它将如何处理污染问题发出各种信号。政府机构对环保活动家们进行奖励，公布突出污染程度的数据，并且放松了对民间反污染团体的控制。这些变化使环保活动家们能够建立联系、分享经验，他们通常通过互联网联系。吴立红说：“我们彼此都认识。”他一直在与家乡的河流污染作斗争。

但是地方官员仍然不愿意让环保活动家影响这些工厂的运营。省、县以及村级领导依靠工业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是各自政治生涯的发展。即使一家工厂被关闭，它还会再开。中央政府为违反环保相关规定而支付的罚款金额设定了120,000美元的上限，省政府一般会设定更低的上限。

因水源及空气污染而引发的民愤日益加剧。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说，去年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抗议就高达50,000起。

屏南县（管辖溪坪村）政府部门在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承认，榕屏化工厂对早年的广泛污染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还说，自2001年以来，榕屏已经采取措施进行整改。目前它的排放水平已经降至政府标准以下。

榕屏化工厂是屏南县三分之一的税收以及其他收入的来源。它还为这个福建山区的农民提供了收入不错的就业机会。当地政府官员也以经济收益为由反对关闭工厂。

为了利用溪坪山泉的水力发电资源、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在1994年把榕屏化工厂从福建省会城市福州迁至溪坪。总部设在福州的一家国有化工公司是这家化工厂的主要所有人，不过屏南县政府在2004年之前也持有这家工厂30%的股份。

随着这家工厂的到来，溪坪的人口迅速增加了一倍，达到2,000人。这家化工厂变成了亚洲最大的氯酸钾生产商。氯酸钾广泛用于漂白、焰火以及其他商品中。根据福建省法院之后的裁决以及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的信息，榕屏化工厂还向河流中大量排放六价铬，工厂的烟囱喷出了气态氯。环境监测中心站称，污水样品所含的六价铬比国家标准允许的含量高出了20多倍。那份官方声明也确认，化工厂确实排放了铬和氯，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排放量以及铬的种类。

六价铬在电影《永不妥协》中还是主角呢。这部电影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由朱莉娅•罗伯茨扮演的律师助理帮助加利福尼亚一个小镇的居民从一家企业获得了3.33亿美元赔偿，因为这家企业的铬泄露到小镇的河流中。

榕屏化工厂投产不久，村民就开始抱怨工厂的排出物影响了他们的庄稼。他们种植的毛竹全都枯死了。以前，农民把收获的毛竹卖给玩具以及筷子生产商来获得收入。在河流下游附近的后垄村，郑家尧说，他和邻居们发现河里的鱼虾越来越少，河面上有时覆盖着一层绿色的粘液，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

榕屏化工厂同意对农田临近工厂门口的几家农户进行赔偿。工厂却继续全面运转。

张长建是一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一般都接受过政府组织的培训，能够处理简单的病例，通常被派往那些拥有医学专业学位的医生不愿去的偏远小村落。张长建1984年来到溪坪，有四个孩子。他在过去的数年中拥有不错的行医经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张长建发现村里腹痛、皮肤病以及呼吸类疾病大幅上升。经过对医疗笔记的仔细梳理，他发现这些病例增加的起始时间可以追溯至榕屏化工厂投产的1994年。更令人担忧的是：癌症病例大幅飙升。在1990-1994年死亡的13名村民中只有一人死于癌症。张长建发现，在1999-2001年间死亡的24名村民中，有17人死于与癌症相关的疾病，其中有两名18岁的女孩以及一名三岁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