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

中国医生对人体解剖知识的了解已有悠久的历史，然而随着中医学体系的成熟，医生仍更注重辨证施治、取类比象的方法，加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思想的影响，解剖实证被忽视了。中国的解剖学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医学的大量传入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一、教会医院的解剖教学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各地教会医院陆续开办了医学班，讲授解剖、生理等西医课程。1845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医生麦高恩在他宁波的一所医院开办了一个医学班。招收了几位学生和当地开业医生教授解剖、生理学等课程。他还借用月湖学院的讲堂，举办过一次“解剖学和治疗艺术的科学”的讲座，但听众却多为凑趣者，影响不大。

1866年，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由嘉约翰和黄宽主持。学校开设了解剖学课程，由黄宽执教。当时解剖工作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死亡病人的家属不愿意让死者被解剖。因此，尸体解剖的机会很少，解剖教学主要利用动物标本和解剖模型。1867年，博济医院进行了首例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解剖记载。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苏州、北京、天津、厦门、奉天（今沈阳）、登州、高雄等地的教会医院部办有各种形式的医学校或医学班，开设了解剖学课程，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教学者多为传教医师兼任，也无完整的教材、教具，其教学质量和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尸体解剖的开展更是寥寥无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会医院附设的医学校和医学班已不能适应医院发展的需要。于是各教会团体出资兴办独立的医学院校。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杭州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广州夏葛女子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校等20余所。这些医学院校的建立使零散、不系统的解剖教学活动转变为系统、正规的解剖教学，无疑对解剖学的教学给予了很大的促进。

二、解剖教科书的编译

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编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该书出版后影响颇大，曾数度再版。1875年，同文馆教习德贞出版了一本《解剖学图谱》。1886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系统的解剖书《全体通考》。1878年，柯为良翻译了《格雷氏系统解剖学》，曾多次再版，是我国早期影响很大的解剖学教科书，为多数医学校所采用。

一本系统的解剖书《全体通考》。1878年，柯为良翻译了《格雷氏系统解剖学》，曾多次再版，是我国早期影响很大的解剖学教科书，为多数医学校所采用。

我国学者丁福保编译的《新撰人体解剖学》、《组织学总论》和《胎生学》，徐云、万钧和孙祖烈翻译的《人体解剖学实习法》也是国人较早编译的解剖学教材。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将解剖学、组织学列为必修课程。然而由于教材的质量不一，缺少必要的图谱，难以满足解剖教学的需要。因此，一些学校直接采用欧美和日本的原版教材和参考书。

解剖学和组织学的形象教材是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我国早期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学中，形象教材十分缺乏。一些条件较好的医学院校使用的解剖学挂图、模型等，主要由国外进口。20～30年代后国内一些私营厂商，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也出过仿制品，但未经过解剖学专家的检查，真正能合乎教学需要的不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学质量。

30年代以后，中国解剖学工作者自己编著的中文解剖学教材逐渐增多，卢于道的《神经解剖学》、鲍鉴清的《组织学纲要》、鲁德馨译的《孔氏实地解剖学》、张岩的《人体系统解剖学》、贾兰坡的《骨骼人类学纲要》、汤肇虞、李定的《局部解剖学》以及王志清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实验图谱》等。这些教材的作者在参考国外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国人情况和自己工作的经验编撰成书，使解剖学教科书在内容上更丰富，质量也有了提高。

三、中国解剖学科的建立

1871年，清政府聘请德贞为教授在北京同文馆特设的科学系中开设解剖、生理讲座。1881年，清政府在天津北洋施医局的基础上开设医学馆，学校有很好的骨骼标本和法国制造的解剖模型，并还做过几例尸体解剖。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馆，然而“钦定学校章程”则规定解剖学课的实习“只许模型观察，不许尸体解剖”，使解剖教学难以开展。

辛亥革命以后，新式学校逐渐增多，新建的医学院校中，教学中的尸体解剖问题日显突出，1912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之后，校长汤尔和两次向政府提出应开展解剖实习。在医学界的积极努力下，北洋政府于1913年11月公布了一份关于准许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又颁发了详细规则：内务部命令（第51号）。这是中国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然而，尚有施行不便之处。汤尔和又上书详述理由，请其修改。1914年4月，内务部发布了一份补充命令（第85号），授权医学院及医院解剧尸体和在必要时保留尸体某部位供医学示范用。

在北洋政府命令末发布之前，尸体解剖已在某些地区开展起来了，但都尚未完全公开，如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流行期间，伍连德等做过多例尸体解剖，1912年广州地方政府也同意进行尸体解剖。1913年11月13日，江苏医学校进行了一次公开的尸体解剖，特邀政府官员、法官及中外医生参加，并摄影、出版纪念专辑。中国解剖学揭开了新的一页。

四、近代中国解剖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1）大体解剖学：本世纪初，大体解剖在西方已相当完备，而在我国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国人的解剖研究还很缺乏。1910年，Merrins首先发表了武昌学生各年龄的身高体重的报告，是研究国人的人类测量学的最早的工作。此后，国内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逐步开展，但大多为外籍学者所做。1925年以后，我国学者的工作陆续增多，为中国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近代解剖学家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研究中国人的解剖结构和变异情况。由于我国人体解剖开展时间不长，资料缺乏，故解剖学家十分注重收集个体差异的材料，供医学教学使用。

（2）神经解剖学：神经解剖学是在19世纪中期逐渐形成的解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国的神经形态学研究是在本世纪20年代开展起来的，虽然起步稍晚，研究历史不长，但研究领域却颇为广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神经系统的大体解剖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人脑的沟型与测量方面。当时有些西方学者在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根据其获得的不完全的标本，武断提出中国人脑不如白种人脑的观点。如1926年，香港大学的ShellshearJL.在英国解剖学杂志上撰文说中国人脑的枕月沟常处于原始状态，比埃及人脑更接近于类人猿的型式。1934年他又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学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脑与澳洲人脑的比较”的论文，再次声称中国人脑和猿脑相近，不如白种人。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欧阳翥、吴定良依据研究的大量资料，对Sheallshear的谬说予以有力的驳斥。此后，许多中国学者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大量资料，著文批驳那些对中国人抱有偏见的报告。此外，我国学者在神经组织学、神经核和其纤维的联系、神经组织化学以及神经系统发育研究等方面也做过较广泛、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编译出版了《全体新论》。

（3）组织学和胎胚学：我国组织学研究工作是在20年代开展起来的。1915年，马文昭到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科进修，师从Cowdry学习组织学。翌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研究工作。1921年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积极开展了线粒体的研究工作。3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还利用偏振光显微镜观察了肌肉原纤维的构造；研究过白鼠胃的表皮细胞在饥饿时形态上的变化；并将显微镜摄影术应用于组织学研究。

我国近代胎胚学的研究也是在本世纪20年代以后才逐渐开展起来的。192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闻亦传曾赴美国进修胚胎学，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从事胚胎学教学工作，并继续研究了中国人胎儿脑上半月沟的发育情况。此外，我国学者还研究过中国胎儿身体各部分生长的比例；观察了早期人胎和人胎器官的正常发育和畸形发生的情况；大脑皮质在出生后的生长情况以及中国人的上眼睑的发育。

（4）解剖学会的建立：为了推动中国解剖学的发展，1920年11月在北京的中外解剖学家及有关学科专家成立了“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会”，但这个学会范围很小，会员仅10余人，学会成立后不久就中止了活动，故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1947年7月，中国解剖学会在上海重新成立，共有会员80人。有些地区也相应成立了分会，虽然雏形已俱，但也未广泛展开学术活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剖学工作者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领导下，改组扩大了原来的学会，于1952年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解剖学会”成立大会。从此我国的解剖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