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幼波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医学家，他在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以及外科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多年从事肝病的临床及理论研究，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医治疗肝病的临床经验，为中医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从小跟随父亲学医，不光医术得到了提高，同时也学到了父亲为医的品质。

　　关幼波从16岁起便经常与哥哥一起随父学医，他们除学习中医理论外，时常在父亲左右侍诊，帮助抄方。

　　父亲关月波擅长内、妇、儿及针灸等科，对时令病及妇女病更是擅长，深受群众的敬重。其父一再告诫兄弟俩：医不在“名”而在“明”，医者理也，认清医理才能治好病。学习经典时要明其理，知其要，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不能泥古不化。还教育他们：治病救人要重义轻财，不能“为富不仁”。其父是严父又是严师，不准他们在中医业务上有一点懈怠。

　　一次，他的哥哥在抄方时将“橘红”误写为“菊红”，他的父亲便勃然大怒，当着病人狠狠地打了他哥哥一记耳光，从此不准其再学医。

　　关幼波随父习诊多年，但父亲从不让他独诊，而要求他进行扎实的基本功训练。父亲临终前，抱病抽查了他的3个脉案，确认自己后继有人了，满意地对他说：“你可以治病救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不聊生，瘟疫不断。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使关幼波得到了锻炼。在广泛的实践中，他把从父辈传授的和从医书上获得的知识不断加以锤炼、提高，形成了自己的功夫。例如：他出诊时，进门一闻，便可鉴别出病人是患了麻疹还是猩红热。这种敏感的“闻诊”是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关幼波不仅继承了父辈的医术，还发扬了父辈的医德。他一生也是以“品端术正”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天深夜，有位洋车夫请他出诊。诊完病后，洋车夫拿出一块银元酬谢。关幼波早已注意到他家日历上的一张当票正好是一元，他推回洋车夫的双手说：“快拿去给孩子买药吧！若不够，让药铺掌柜的先记在我的名下”。洋车夫感动地落下了热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幼波响应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号召，曾长期为患者免费看病，有的还免费送药，从而受到了群众的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