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通常提到抗战，人们联想到的是血与火的壮烈。提起沦陷区，也只是想到敌后武工队的英勇。但不应忘记的是，在那里还有着广大被迫成为“顺民”的同胞，在沉默中等待曙光的来临。中医在沦陷区服务民众的同时，也在进行无声的斗争。

　　沦陷区敌伪重视中医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废止了传统“汉医”，这种做法也被带到从1895年起就被日本占据的我国台湾。日本的做法是将“汉医”一次性登记为医士，然后任由其自然衰亡。台湾与此类似。已经登记的中医，相继成立了台湾皇汉医药学会、东洋医道会台湾支部等中医社团，还与日本国内一些要求恢复传统医学的声音相呼应，成立了“台湾汉方医术复活助成会”等，延续着中医药的命脉。

　　在逐步侵占中国领土的过程中，日本对中医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也意识到废止中医药不利于争取占领区的民心。据说在伪满洲国，日本统治者开始也要废除中医，后来决定实际考验一下中医的疗效。经调查，决定请东北著名中医马英麟到新京（长春），马老被逼前往，被安置在粹华医院。一次，有一名化脓性腹膜炎患者，经日本博士外科医长确诊，准备开刀，但称吉凶不能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老治疗。马老用中药治疗，一剂痛减，二剂痛止，三剂痊愈。日本医长检查属实后大为震惊，承认中医确有独特的疗效。此事对伪民生部保健司决定保留中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1月26日，伪满国务院公布了《汉医法》，规定“欲为汉医者，须实地学习汉医术5年以上，且经汉医考试及格，受主管部门大臣之认可”，方准许行医。1937年又公布了《汉医法施行规则》。伪满洲国的“汉医”人数达2万5千多人，比西医三倍有多，卫生官员承认“汉医药与吾国民保健上之紧要更不待言”。伪满民生部保健司提出了“实施西洋医学、汉法医学二体制”的政策，成立了满洲中央汉医会，还计划创立汉医学院，吸收中医参加医疗机关等。

　　伪华北临时政权中，也采取了承认中医的做法，并且称之为“国医”。日伪组织“新民会”在各地组成国医职业分会，作为控制中医的机构。如北京新民会指示：“为统治指导及教化起见，所有首都存在之北京国医公会、北京国医学会、北京中医学术研究社、北京国医研究会、北京医士学会、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博爱医学会，北京中医改进社、北京中西医药研究会等机关，自应一律停止工作。”将这些机构统一合并为北京国医分会，于1938年7月9日正式成立，著名中医汪逢春担任会长。国医分会要受新民会的领导，会员入会也必须经新民会审批。

　　汪精卫在成立伪中央政府后，同样也给中医以合法地位。汪伪政府成立后，自视为国民政府之正统，继续实行前南京政府的《中医条例》、《中医审查规则》等法规。1940年又公布了《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和《核发中医证书变通证明办法》，对中医进行考询注册，准许合法行医。

　　结合日本本国废止传统医学的背景来看，它对中国占领区的中医进行支持是出人意料的，虽然它的目的是维护伪政权统治下的社会稳定，但也证明了中医对社会具有无可否认的作用。

　　敌后中医艰难生存

　　日伪政权支持中医，其主旨是为了“发扬新民精神，敦睦邦交，协赞新政”，总的目的是笼络民心。另外它也迫切需要中医为其服务。例如伪满“勤劳奉仕局”就征召中医为“劳工医”，负责劳工的医疗。伪满地区的中医还被赋予执行卫生防疫任务之责，其1944年颁布的《国民医疗法》中，“使汉医不仅掌保健指导，然对于种痘、预防注射等之近代医术之一部亦拟于使其施行之”，成为其卫生行政的组成部分。

　　在江苏，伪省长陈则民创办了苏州国医医院，成为正式的“省立”的中医院。该医院于1939年4月开诊，至1941年初停办。分设内科、外科、妇科、幼科、伤科、针灸科6科，名医唐慎坊任院长，叶橘泉任医务主任。“创设国医医院之意旨，一欲以救济贫民，使免受医药之负担，而减少死亡率。一欲以运用经方，俾集明确之效果，而制作统计表”，医院对患者以经方治疗为主，对疗效进行详细统计，有一定的特色。

　　虽然日伪政权对中医采取了扶持的政策，但日伪统治的残暴行径与奴化政策，注定无法真正赢得民心。许多中医都不配合日伪工作。著名中医陈存仁在上海就曾经受着考验，1945年，他被日本特工叫去，责问他以前是上海国医会的秘书长，为什么不加入日伪组织的中医协会？并怀疑他有反日行动，陈存仁几乎因此被逮捕，幸亏他家楼上的一位房客是日本黑龙会（日本军国主义组织）要员，“开恩”为他说情，才幸免于难。

　　在沦陷区，虽然日伪政权允许中医登记合法行医，可是避居上海租界“孤岛”的许多中医却不愿在当地登记，仍然以各种途径向重庆政府申请注册。为了便利他们领证，1938年重庆政府卫生署专门出台了《非常时期中医领证暂行办法》，规定无须当面考询，只要经当地国医公会或其他中医合法团体代为考询，即可发证。1940年又出台了《卫生署委托代办战区中医考询暂行办法》（1940）、《核发中医证书变通证明办法》（1940），以便利战区中医领证。这也足以说明沦陷区的民心向背。

　　敌后中医的地下抗日

　　在沦陷区，有不少中医还参加了抗日斗争。他们利用中医的职业身分，成为抗日地下工作者。

　　抗日战争中，在广东活动的东江游击区（东纵）、珠江游击区（珠纵）和北江特委等系统，都在广州设立有地下联络点、交通站，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军事、政治情报等。他们为了安全，都是单线联系。其中，东纵的一个广州联络站，就建在今日国医大师邓铁涛当时工作的药店里。

　　1938年，邓铁涛刚刚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就遇到了战乱，只得随行医的父亲迁到香港。1941年底，香港沦陷，邓铁涛一家生活陷入困顿。为了生计，只得携家回到相对熟识的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坐堂应诊。此时，一位朋友奉东江纵队司令部之命找到了他，请他做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邓铁涛毅然答应。此后，经常有地下工作者以看病为名，到他坐堂的地方接头。他还不时陪东江纵队来的一位乔装打扮的女同志上街购买游击队需用的物资，存在自己家里，等游击队派人来取。在当时，中共在广州的地下领导机关也是借药材行作为职业掩护的。

　　在其它地区，还有不少中医为抗日工作者服务。如上海名医蔡香荪被推选为日伪组织的国医公会主席，他坚辞不就。当一位同乡刁庆恩因出版地下抗日刊物被捕，遭到毒打时，蔡香荪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多方营救使其获释，并将他接到家中，为其治伤，又资助他率妻儿走避。1939年广东江门沦陷后，当地中医外科组织了抗日国医救护团，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军民服务。

　　敌后中医的斗争史，也是了解近代中医不可缺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