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1929年，中医药界集会抗议余云岫的“废止中医案”时，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确实，中医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产业，已成为民族经济的一部分。在近代大潮的冲击下，传统药业也经历着荣衰变迁。

　　传统药业利甲天下

　　1913年，神州医药总会要求北洋政府发展中医中药教育的请愿书中说：“神州医药，富于天产。耕山渔水，俯拾即是。其流行于中国者，固难得其确数，即就最小之预算计之，每邑发销20万元，则合全国甚得四万万元。……政府纵不为亿万之商民计，独不为国家之利源计乎？……此征诸财政之关系，中药必宜提倡之理由五也。”中医药业对国计民生的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中医药这条产业链，其上游是采集、种植（或养殖）部分，中游则是加工炮制、贩运和批发部分，下游包括成药制作、药店经营和医生坐堂等环节，另外药材和成药的进出口贸易也是重要的一环。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形成了禹州、百泉、安国、亳州等“四大药都”。药业商人“凡客商载货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为帮”，形成了“十三帮”。也有以经营品种区分的，如广州形成了“药业八行”。

　　到了近代，由于华侨对中药的需求，海外中药市场兴旺起来。据1917年记载，“药材一宗，已岁产四万万金，利逼廿二行省。即广州香港一隅，亦年销约三千万元”。在抗战前，药材占我国出口的第二位，仅次于蚕丝。

　　成药业在近代也相当兴旺，明清时期北有同仁堂，南有陈李济，至晚清胡庆余堂崛起，鼎足而三。很多药店在全国各地有联号或分店，像广东普太和，光绪年间分铺设于苏州，而分寄各地药店代售的则遍及国内外，还在各地招商代理，“如省城乡镇设可专售代销敝号各药者，价目特别从廉”。

　　兴旺的市场，带来了药业的激烈竞争。为了在商业竞争中胜出，近代药商们经营手法多种多样。如“蛇王满”在店前放着装有蛇的大玻璃箱，以宣传其蛇药；买脚气丸的雇人每天托着纸扎大脚游行各街，宣传功效。有的药店逢年过节，赠送宣传物品，端午送纸扇，年终赠日历，举子赴试，赠送药物。或在农村迎神赛会时雇请艺人，唱龙舟，玩音乐，乘机推销药品。有些企业还以启用“出江”人员，即以江湖卖药形式，下乡宣传。

　　从道德自律到药事规管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是中药老字号同仁堂的堂训。所谓修合，指加工药材或制造成药的工艺。药店合药是否真材实料、工艺规范？消费者是无从知道的，因此药店往往以信誉、良心作为担保。步入近代，以西方有关制度为参照，法制的管治终于也开始延伸向这片道德占据的领域。

　　南方政府陆海军大本营大元帅府时期，1924年5月内政部公布《管理药品营业规则》，将经售或配制药品营业者分为卖药商与制药商两类，要求皆应向内政部注册，领取特种营业执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开始加强对各种成药的管理，1929年8月公布《管理药商规则》，1930年4月卫生部公布《修成管理成药规则》。要求成药均应在化验注册领证后，方得行销。卫生部门说：“其以两项以上药品为原料，加以配制而成，特别装置，指明其疗治病别，所谓膏丹丸散之类者……此种药品，其原料如何，制法如何，含量如何，效用如何，以及未配制前有无毒质，已配制后有无变性等问题，自非详加化验，无以保病者之安全。”

　　但传统成药若要逐一化验，花费巨大，药商多持观望态度，早期注册者不多。但是，随着法规的落实，不注册很可能会遭遇取缔。如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央卫生部重新开展成药登记，限期一年。1947年，湖北省汉口市卫生科突然派稽查员会同警察，将当地多个药店中的普济堂、二天堂、何济公等广东药商所产成药进行查封，声称这些成药均未经中央卫生部注册，不能销售。广州市成药出口工业同业公会向广州市政府反映，指出“本会会员等所有成药出品，均属行销已久，素为全国各省人士所乐用”，广东离南京路途遥远，手续繁琐，注册需时，在此期间不应禁止销售。公会特别指出，汉口市“对别省及外货成药未闻取缔，而对于广东省成药独加禁售，未免歧视。本会会员损失固属严重，对于两省人士观感，影响尤大”。广州市政府为此专门出面与汉口市政府协调，并向内政部、卫生署反映。事件可能有当地药商企图借政府之力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用意，但药品登记的政策已得到行业的认同。

　　中医中药休戚与共

　　中药业一向与中医的发展休戚相关。一方面药店往往聘中医生坐堂，成为中医谋生的一个重要阵地。另一方面，药业商人在近代中西药业竞争中，深刻体悟到“倘因中医衰落，中药随之，其关系至大”的道理，曾主动出资创办中医教育。近代有两所著名的中医药学校是由中药业出资创办的，其一是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其二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以后者为例，该校的主要捐资者包括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药商。其筹办宣言说：“中国岁产药材，其值万万。设中医澌灭，中药随之，微特农与工商辍业待毙，而国课亦为之牵动矣。盖中国素号四万万人，贫富平均，每人每年只需药费半圆，已达二万万之数。若弃此原有之二万万，而反以二万万转购西药，漏巵之巨，国何能支？窃谓欲保中药，宜昌中医；欲昌中医，宜立专校。”于是穗港药商积极捐资。不过药商不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只占据校董会中较多席位，两种药业组织定期从会费中拨款资助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及其附属广东中医院。抗战爆发广州沦陷时，该校一度停办。1939年，港方校董认为学校就此中辍的话太过可惜，于是慨然负担经费，在港复办。战后广州光复，穗港药业人士又立即筹备回穗复办学校及附属广东中医院。当时，广东中医院被省卫生处占用，准备用来建设妇婴医院。药业同人招待新闻界，向社会公开此事，“因此引起舆论沸腾，认为该院既属南洋、荷属、小吕宋、星洲各地华侨血汗汇款所建，为南中国唯一近代化的医院，自不应为强有力者所霸占，一致予国医药界以声援”。结果引起省政府干预，迫使省卫生处同意交回院舍。假若没有这次斗争，恐怕便没有今天名扬全国的广东省中医院了。

　　但是八年抗战对药业带来巨大创伤。战后连广州、香港这些传统富裕之地，药业也日益衰败，“国药销场日渐黯淡，校院经济支绌，尚在风雨飘摇之状况”。解放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和广东中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才重现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