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藩，男，汉族，1928年1月出生，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6年6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江苏省名中医。

　　他潜心脾胃病诊治研究60余年，对食管、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自己独特见解和辨证方法。

　　他引领学科建设，使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科成为全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他悉心培养高水平中医人才，使中医药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3年前，他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被授予白求恩奖章，13年后，他仍以朴实无华、无私奉献的人格被评为全国首届国医大师。光阴荏苒，他虽两鬓飘雪，但力倡中医特色、坚持临床查房的工作不变；他虽体力下降，但济世救人、一心为患者的初衷不变；他虽不再担任院所领导，但献身岐黄、振兴中医药事业的目标不变。他，就是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徐景藩。

　　谈起自己所获得的一系列荣誉，徐景藩显得很淡然。他真诚地说，“这是国人对中医国粹的信任和珍爱，是国家对中医的重视和支持，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实事求是、淡泊名利、做人低调体现了一代名医的大家风范，平实、平和、平稳、平凡构成了徐景藩为人、为医、为官、为师的本色人生。

　　大医精诚 奉献病人

　　始终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不富裕的家中自掏腰包给患者，并安排住院，精心治疗。当患者和家人都需要照顾时，他往往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行医60年，奉献半世纪。这是人们对徐景藩的高度评价。

　　1982年，江苏溧水县一农民患溃疡性结肠炎，多年治疗效果不好，以致贫血而极度虚弱。听说徐景藩能治这种病，这位农民便卖掉耕牛慕名求医。不幸路途中治病的钱被人偷走，农民伤心得痛不欲生。对此，徐景藩十分同情，便从自己不富裕的家中拿了200元给了这位患者，并安排其住院，精心为他治疗。患者治愈出院时，流下感激的泪水，连称徐景藩是“救命恩人”。

　　“医者父母心。能为患者出点力，减轻病人负担，这是医生应该做的。”徐景藩从医以来，也一直将此作为座右铭。上世纪60年代在急诊室工作期间，徐景藩夜间值班常常带米煮粥做夜餐。他看到一些患者也需要营养时，便小心翼翼把粥上面的米汤舀出，一勺勺喂给重症患者。

　　安徽农民患胆囊炎而住院，徐景藩精心诊治。他得知病人家里经济困难，悄悄送给病人路费和一封鼓励其战胜疾病的信，令病人非常感动。跟随徐景藩查房的徒弟陆为民说，他多次看到徐老把钱塞给困难患者。徐景藩为患者解决困难的举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1985年底，患者方联喜突发胃体大量出血，血色素从13g/L跌至7g/L.虽经大医院抢救暂时止住出血，但不久又复发，转至又一家医院治疗，依然不见好转。后经徐景藩会诊后，开出7服中药。方联喜服药一周后，出血便止住了，又用中药调理半年后，他完全康复，至今仍身体硬朗。

　　“徐老的方子仅有十余味药，7服药也只四五十元，但效果显著，是中医救了我的命。”方联喜说，徐景藩对患者如同亲人，每开一味中药，都要反复斟酌，总是把最佳配伍的药方给每一个患者。同时，自己还一丝不苟地核对药名、药量。患者非常信任他，常常半夜来挂他的号。

　　当病人和家人都需要照顾时，徐景藩往往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次，他的妻子突发眩晕病，一连4天卧床不起，3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此时此刻，他为了抢救危重病人，已经连续在医院工作了3天3夜。

　　衷中参西 开拓创新

　　在传统与现代医学间走自己之路

　　潜心脾胃病诊治研究60余年，首创“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解决食道炎中药附着难题，对胃肠、肝、胆、胰腺等脏腑病证形成了自己独特见解和辨证方法，一些成果先后获省部级多项奖励。

　　1958年，徐景藩参与创建医院内科教研组，在繁重的医疗工作基础上兼任课堂和临床教学任务。他积极倡导学科分化，1986年在原有脾胃、肝胆病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医消化科，他坚持“多方位研究、多学科结合”，使其先后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脾胃病专科”和“十一五”重点专科强化建设单位等，使该院脾胃病研究在国内位居前茅。如今，该科成为全国唯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研究生对胃脘痛的病因病机和辨证客观化等展开科研工作，一些成果先后获得省部级多项奖励。他还编写著作10多部，发表论文130余篇。古稀之年，还著有《徐景藩脾胃病治验辑要》，已多次重印。

　　理论上有所思悟，临床上也有不少“绝招”，徐景藩首创的“糊剂方卧位服药法”，让病人甚至同行叹服。

　　一患者食道发炎，疼痛难忍，用了各种方法，效果一直不理想。徐景藩不断研究，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改进剂型和服用方法，取得了较好疗效。这种服药法把汤药变成糊状中药，服用后又利于药达病所。过去医生都为药水无法留在食管部位而头疼，如今有了初步改进。

　　治胃病，徐景藩主张从三型论治，参用护膜法。治疗以便泄为主证的慢性结肠炎，他创“连脂清肠汤”内服和“菖榆煎”保留灌肠法。治疗残胃炎症，创制“残胃饮”。

　　运用中医综合疗法是徐景藩的一贯做法，如诊治肝病重症阴虚膨胀，他采用内服、鼻饲、外治用药、针刺并进以及运用养阴利水方等方法，取得较好效果。对于胃脘疼痛者，他选用中脘、足三里等穴位针刺，或结合耳针治疗，效果明显。有些难治病症还兼用泡足方法。

　　徐景藩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相互补充，要运用和借鉴现代医学知识和技能，更好地为中医服务。他联系现代医学对胃生理功能的认识，提出“胃能磨谷论”，临床上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治疗急性胰腺炎，他采用清化通腑消滞法和外治法，颇有良效。他也常将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在辨证的基础上参用于临床，提高了治效。

　　精研典籍 勤于临床

　　源于家学渊源和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

　　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师承教育，为他打下了扎实基础。北上求学5年，系统学习了西医学，兼收中医各家之长，成为建国以后最早的中医高层次人才。

　　徐景藩取得的成就，与济世救人的远大志向分不开，与家庭熏陶、师承教育分不开，与积累思悟、博采众长分不开。

　　1927年，徐景藩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在家庭熏陶下，他幼时就熟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启蒙医籍，对中医产生浓厚兴趣。

　　1940年，徐景藩随父徐省三学习中医。上午抄方，下午整理、抄书、读书，结合病例查阅有关书籍加深理解，晚上聆听父亲对疑难病例的经验，天天如此，寒暑不辍。这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师承教育，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4年后，徐景藩又拜当地名医朱春庐为师。他一边侍诊，一边精心研读中医经典及各家医籍。至今，徐景藩对经典医籍内容仍出口成诵。值得一提的是，徐景藩将老师治验病案分门别类整理，工楷抄录，装订3册，得到朱师好评。

　　1947年，徐景藩开始独自行医。当病人求治时，他认真诊疗，处方用药力求准确，闲暇时有计划读书。至于诊金，他从不计较，贫病送诊，有时还免费为贫苦病人配药。

　　在徐景藩办公室有一封发黄信件，他说这封信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这是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干部处发来的函，通知徐景藩已被卫生部中医研究班录取，立刻去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他深刻体会到一个乡村医生可以到首都医学高等学府深造，是共产党重视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从此，他把这封信作为个人生平最值得纪念的物品之一珍藏至今。

　　在北京5年时间内，徐景藩系统学习了西医学。过去学的朴素宏观中医学理论，能从人体生理、解剖、病理、生化等微观中了解真谛，逐步体会到中医的特色优势以及中西医各有所长。他虽然只有小学毕业，经过自学，以“高中同等学历”报考，但学习成绩优良。

　　1957年到江苏省中医院工作后，徐景藩虚心向当时院内孟河、吴门诸多名家学习，兼收各家之长，医术续有提高，成为建国以后最早的中医高层次人才。

　　尽心尽责 注重特色

　　为医院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处奔波，争取政府支持，改善就医条件。在制订医院发展规划，抓中医人才梯队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等方面，事必躬亲。

　　江苏省中医院创建于1954年，在前任领导和全院同仁的努力下，有着坚实的基础。1983年，徐景藩担任该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如何使医院在新形势下加速发展，成为他孜孜追求的目标。

　　在制订医院发展规划后，他注重抓人才梯队培养和专科专病建设等工作，如医院目前72个重点专科（病）门诊中，约有3/4都是他在任期间巩固、调整、发展和建立起来的。

　　他坚持“以中为主、能中不西”的办院方针，组织各科互相观摩中医病历书写、三级查房制度、加强中医护理等，经过讨论，结合病种特点，各科制定相应措施。如外科病房即使是手术患者，在术前术后也能配合中医药治疗。全院中医药使用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

　　1985年，医院获得全国省级中医院医疗质量综合检查评比第二名。同年，被列入“七五”期间国家重点投资扩建7所省级中医院行列，为创建三甲中医院和全国示范中医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6年，医院综合大楼开始兴建。从筹款、立项、论证，到设计、动工、竣工，每个细节、每个环节都浸透了徐景藩的一番心血。就在这座拔地而起的大楼前，徐景藩穿上平时不常穿的西服，照了一张相。他笑了，有对医院前景的憧憬，有对未来事业的期盼。

　　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徐景藩被累得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他的女儿徐丹华至今还记得，父亲常常很晚才回家。几个孩子到门外路边车站左等右盼到天黑，才看见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摇摇晃晃回来。到家累得一下子瘫倒在床上。

　　“淡泊名利，多做贡献。”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医院曾建起一幢高知楼，徐景藩完全有资格分到房子，但为了缓解医院的分房矛盾，他主动放弃，仍旧住在17年前建造的面积较小的老房子里。

　　“江苏省中医院的工作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员。”其实，职工们明白，正是在老院长徐景藩的精神感召下，后来一任任院长都把徐景藩倡导的“抓班子团结、抓人才培养、抓医德医风”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从而使医院发展突飞猛进。

　　言传身教 桃李成圃

　　一代代中医人薪火相传

　　他严谨治学、诲人不倦，贯穿在一言一行之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经验传给后学，先后指导、培养国内外各类中医学生、进修医生不计其数。

　　凡得教于徐景藩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体会，老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传给后学，使中医药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徐景藩采取“一贯制”的教学方式，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他曾立4条座右铭，即“读书从博到精，撷采众长，分析思考，须有自己见解；诊病务必细心，审因辨证，选方宜慎，择药熟知性能；改进给药方法，针对病情，达于病所，庶能提高治效；积累临床资料，撰文求实，常年不懈，集腋始能成裘。”学生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刘沈林说，作为弟子跟师徐景藩7年时间，不仅学到高超的医疗技术，还学到不少做人方法。他说，自己曾任医院办公室主任、副院长，经常看见徐老在一小本子写着什么，上面密密麻麻记的都是医院大大小小的事情。像这样的本子，徐景藩不知有多少本。

　　“徐老注重人才梯队建设，正确处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敬业爱岗、高度负责的奉献精神，对自己今后的管理工作影响深远。”刘沈林说。

　　另一弟子单兆伟，如今也是著名中医学专家。他至今记得老师时常强调的“医者德之本、无德之人不可为医”的古训，便以老师为榜样，带病为患者诊治，加班加点抢救病人等，立志做一个医德高尚的人。

　　弟子陆为民谈到，当看到徐老在读一本分子生物学时，对自己触动很大。老师博学、好学、会学的高大形象，须仰视才能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如今已经82岁的徐景藩，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仍坚持每周查房。每到一处，他不仅向弟子细致分析每一个病例，还从望闻问切到辨证论治，从理法方药到疾病转归，理论联系实际，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学生受益匪浅。

　　他常说，“要做好一名医生，首先要做好一个人，我们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丧失医生的人格。”有一次门诊，一患者多年胃病被徐景藩治愈，着实感激，特意带来家乡新茶以表谢意。徐景藩再三婉谢，病人趁人不注意，将茶叶放下就走了。徐景藩发现后，立即让学生追赶病人。学生有些迟疑，说区区小事，何必这样认真。徐景藩正色道，“廉洁行医，不收病人财物，这是制度，应自觉遵守！”学生听后，急忙追出，将茶叶退还给病人。

　　徐景藩的学术思想、做人准则影响和造就了大批后继中医人才，他们中有的已成为硕士、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在临床、科研和管理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徐景藩还先后指导、培养国内外中医学生各类进修生不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天下”。

　　恬淡随缘 修心养性

　　知足常乐者生活得自在舒畅

　　饮食有节、防怒戒满、愉悦为贵、劳逸适度、丝竹琴声、体育强身是养生之道。

　　徐景藩虽耄耋之年，但思维敏捷，行动自如，仍坚持在一线为患者服务，这不能不得益于他“饮食有节、防怒戒满、愉悦为贵、劳逸适度、丝竹琴声、体育强身”的养生之道。

　　他认为，饮食保持清淡，五味适度，不要吃得过饱，注意劳逸结合。对付身体小恙，他最多有时吃几片药，从不打针或点滴，始终坚持自己开点中药汤剂，总能药到病除。

　　徐景藩在人生路上悟出很多道理：要有一颗平常心，要学会随缘二字，便能除却许多烦恼；对人宽厚仁慈，生活顺其自然，为人低调谦和，不受名利羁绊。因此，他一生平稳，身心愉快，加上师徒和谐，同事和合，家庭和睦，生活得自在舒畅。

　　徐景藩认为，读书养性是莫大之乐。特别对中医经典著作各家学术，他反复阅读，温故知新，其中乐趣，难以言表。

　　除了读书临证，徐景藩喜欢书法。他曾经学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字如行云流水，沉稳端庄。

　　自幼喜爱音乐的徐景藩，一生中没有离开过乐器，业余时间也常拉拉、弹弹、吹吹。到了老年，他改学电子琴，学习、工作之余，自娱自乐，有益身心。

　　徐景藩重视体育运动，自编自练松筋操、颈子操、呼吸操和眼操等，强壮筋骨，抗老防衰。他还多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因糖尿病而眼睛近乎失明的老伴，并与她早晚牵手散步，相濡以沫，被人们传为美谈。

　　活到老，学到老，服务到老，是徐景藩一生的不懈追求，保持本色，提倡和谐，乐在自然，也是他所领悟的岐黄之道。

　　徐景藩小传

　　1927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中医世家；

　　1940年，随父亲徐省三学习中医，4年后拜当地名医朱春庐为师；

　　1947年，开始悬壶乡里；

　　1952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

　　1957年，在江苏省中医院工作；

　　1983年，担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兼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

　　1990年，被遴选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1996年，被授予“白求恩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