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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19: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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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 19:30-20:30
详情从原始社会医药的起源,到战国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古代医药学家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并将此总结、升华,建立起一些医学理论雏形,为战国以后医药学的发展及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较深刻,并能为疾病确立专门的病名。《山海经》就记载了38种病,其中有固定病名者23种,并记载了动物药、植物药及矿物药共124种(薛愚《中国药学史料》,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早在殷商时期,药物就相当丰富,不但发明了酒及汤液,而且应用了治病的“毒药”。春秋时期,治疗技术也有所扩展。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缓曾说:“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说明当时攻(灸疗)、达(针刺)、药(药物治疗)已是医生常用的治疗方法。阴阳五行学说的萌生以及专业医生的出现,为医学理论的初步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和给晋侯诊病时提出“六气病原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用以解释疾病发生的原因,已勾画出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雏形。因此,可以说这时的医学理论,已处于萌芽阶段了。
战国时期,由于专业医生如扁鹊等的大量出现,医学知识有了快速的积累。对疾病已有了一定的诊断方法,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说明“四诊”方法,这时已基本形成。治病方法也有很大进步,除发展了药物、针灸、导引等丰富多彩的治病方法外,还产生了利用情绪变化治病的精神疗法,《吕氏春秋》就记载了文贽用激怒的方法治愈了齐闵王的忧思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医学资料中,有一卷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103个病名,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并记载了药名247个,药方283个,说明战国时期的医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尤其可贵的是,该书记载了同一疽病,因证不同,治疗有别,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
医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客观上需要整理、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加之社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古代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论理方法,因而在众多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写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