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是“新中医”：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晚清和民国的百年风云，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医药最为曲折发展的时期。时代大潮中的中医生们，也在适应社会的变化，探寻新的路向。

传统中医众生相

传统中医，有高下等第之分。1920年代的《民国广州日报》，曾描述了广州中医的众生相。

医生之中，有一类被称为“大轿医生”。“医生而曰大轿，殆指大乘常班轿之行时医生也。三名轿伕，喝道而驰，吉手企埋，路人辟易。午后出轿，诊金有润例可查。早晚出轿，诊金加倍。此大轿医生之常例也。”这一类都是名气较大的中医，有时又叫“叮当先生”（人拉车的铃声）。

另一类被称为“黄绿医生”，这是庸医的代称。“何谓黄绿？或曰黄黄绿绿，不成正色之谓也。然欤否欤，总之所谓黄绿医生，乃指庸医而言。”“黄绿医生之坏处，是在不学无术。或因家传而未得要领，或仅一知半解，便贸然挂牌。……谚有曰：”识症唔识药，十医九唔着；识药唔识症，十医九唔应。“其为黄绿医生之谓也欤！”

除此之外又有“柜桶医生”，“出身药店之司药，或闲居略读药性赋之流，治病皆从口给，用药乱杂无伦”，“千症万症，不外株守通方数条”，属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一类。

医生每日生活如何呢？“有某医生，颇负时誉。每晨踵门求诊者，座为之满。日上三竿，某医生犹作元龙高卧。弗许人惊寝。既起矣，浣而脸，漱而口，毕，吸烟袋，吃茶点，复与家人谈笑一顿，始出而诊脉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有的医生脾气很大，“切脉之下，只用简单的告以病症，随即订方。如病者有疑问，即表示讨厌，甚或愠色厉声。尝闻有病者问某医生曰：粥可食否？某医生即厉声曰：汝以为可食，不必问医生！”

报刊偏好登载的，往往是负面新闻。但旧式中医确有许多不良习惯。1936年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曾说：“今国医界有新旧之分……旧派大都富于经验，法术较高，但精神上非常委靡，往往睡至十二时始起床。病家请诊，辄喜迟到，不喜清洁，随地吐痰，穿件污长衫，拿根长烟杆，高傲自得。此种行为，虽法术高明，恐亦难合于今日之潮流而生存。”中医，需要有新的职业意识和社会形象。

“新中医”的养成

新式中医的缔造，是以新式的中医学校教育与医院执业机构为阵地的。

学校教育，不但培养学生系统的医学知识，也灌输着进步的时代精神。投身于中医学校的青年，有着明确的职业理想，不同于仅为谋生的庸俗医生。正像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刊物发刊词所说：

“于这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生存竞争的末日，互助生存的开始时代，那的科学，我们不可以去学习，而偏来学习这枯燥无味及预备去做卖技的困苦将来生活呢？习医不要紧，我们何苦来故纸堆里习人所唾弃的中医而不习西医呢？我们自信不错！中医有中医的价值，西医有西医的价值，这是事实上给我们知道的。我们承认医学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科学……立个志愿，先习中医而容纳西医，以求中西医得有一日中和，建设完全公共的医术。”

在时代的变化面前，青年中医们也接受了新的业务规则，尤其是医院制度的约束。中医医院建立之始，就参照着近代西方医院的模式进行管理。像广州较早的慈善医院城西方便医院，设有中医留医部，其《医生条例》规定：

“医生必须日夜常住院间，或因事告假须声明钟点，征求医务主任同意并报告干事长同时登记考勤簿内，以备考查。在告假中应将医务交托同事二人以上代理，不得全数离院。”

“病人到院，无早夜，即由当值医生立加诊视，随即发药，不得藉辞稽延。”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对在学校赠医处实习的学生有这样的要求：

“实习生应穿制服，佩襟章，以昭庄重而免混淆。”

“在赠医室中，容貌当端正，言论常审慎，毋吸烟，毋嬉笑，毋耳语，以重人格。”

这种“穿制服”、守纪律的中医，在形象上较诸前述开业中医之散漫，自是截然不同。正像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生曾雨亭所说：“我们虽然经过了五年的苦学，两载的临床，我们相信自已的功夫却不劣，但是社会上对于我们所学却不曾有深刻的认识。还以为我们仍是老朽中医时代的中医，而不知我们却已站在时代之前，做一个未来的新国医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中西医兼用的实践

新式中医最大的特点，还是他们对中西医学的兼收并蓄。务实的广东中医，没有在中医如何“科学化”的理论难题前困扰不前，而是大胆在临床中实践试验。

1946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梁乃津创办了《新中医》杂志，其“代发刊词”指出：“今日的中医中药，还是在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将去未去，新的欲来未来。十多年来尽管高呼着中医药科学化，事实上多限于书本上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不过拿几味中药来研究化验，置配合作用的方剂意义于似有似无之间。很显然，这只是片面的科学化。……中西医的闹争已经数十年，为害不为不深，现在够了，该马上团结起来，并肩向远大的世界医药前途迈进！”

这样的思想，在中医界早有实践。著名医家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在近代风行一时，影响巨大。曾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卢觉愚，临床上中西并用，“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他提出中医“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新中医”的内涵是：“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这正是“新中医”既区别于传统中医，又不同于西医的地方。

近代百年，中西医的共存已成为社会事实。以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因此所谓要废止某一方的言论确属荒谬。但是那特定的情势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社会要人纷纷卷入其中，一波波的冲击使得近代中医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医自我革新之路蹇涩难行。此种情形下闯出来的“新中医”，精神风貌与进步意识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在学术上中西医如何才能从“兼用”达至真正的“结合”？这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对“新中医”模式的探索，已经从20世纪延续到了21世纪，将来恐怕还要摸索相当长的时间。但首先必须保证中医的发展空间，才有可能为未来的医学科学作出更重大贡献。这或许是近代中医风云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