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文尚简要，便于记诵，又恐简则不明，一切议论，悉以分注注明，俾纲举目张，一见了然，并免后人妄注，致失本文奥义。

二、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伤寒自以仲景为祖，参考诸家注述可也；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

三、晋唐以来诸名家，其识见学问工夫，未易窥测，瑭岂敢轻率毁谤乎？奈温病一症，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去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又可力为卸却伤寒，单论温病，惜其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然叶氏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症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瑭故厉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为是编之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至于驳证处，不得不下直言，恐误来学，《礼》云： 事师无犯无隐，瑭谨遵之。

四、是书分为七卷，首卷历引经文为纲，分注为目，原温病之始。卷一为上焦篇，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卷二为中焦篇，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卷三为下焦篇，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卷四杂说救逆、病后调治；俾学者心目了然，胸有成竹，不致临证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卷五解难产；专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卷六解儿难；专论小儿慢惊风、痘症，缘世医每于此症惑于邪说，随手杀人，毫无依据故也。

五、《经》谓先夏至为温病，后夏至为病暑。可见暑亦温之类，暑自温而来，故将「暑温」、「湿温」，并收入温病论内，然治法不能尽与温病相同，故上焦篇内第四条谓温毒。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六、是书之出，实出于不得已，因世之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记，无论先达后贤，有能择其币窦，补其未备，瑭将感之如师资之恩。

七、是书原为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非为获利而然，有能翻版传播者听之，务望校对真确。

八、《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纵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学者诚能合二书而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证，虽不及内伤，而万病诊法，实不出此一纵一横之外。

九、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夫古人治病，胸有定见，目无全牛，故于攻伐之剂，每用多备少服法。于调补之剂，病轻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则日三夜一服。后人治病，多系捉风补影，往往病东药西，败事甚多。因拘于药方之说，每用药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为率，遂成痼疾。吾见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为和平，有国老之称，坐镇有余，施为不足；设不假之以重权，乌能为功。即此一端，殊属可笑。医并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药哉？不能用甘草之医，尚足以言医哉？又见北方儿科于小儿痘症，自一二朝，用大黄，日加一、二钱，甚至三、五钱，加至十三四朝，成数两之多，其势必咬牙寒战，灰白塌陷，犹曰「此毒未净也，仍须下之」，有是理乎？经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无毒治病，十衰其九」。食养尽之，勿使过剂。医者全在善测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确见，然后依经训约之，庶无过差也。

十、此书须前后互参，往往义详于前，而略于后，详于后而略于前。再则法有定而病无定；如温病之不兼湿者，忌刚喜柔，愈后胃阳不复，或因前医过用苦寒，致伤胃阳，亦间有少用刚者。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湿退热存之际，乌得不用柔哉？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毫无差忒也。

十一、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其详不及备载，以有前人之法可据，故不详论。是书所详论者，论前人之未备者也。

十二、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

十三、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本论于各方条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有法同而方异者，有方似同而法异者，稍有不真，即不见效，不可不详察也。

十四、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是书有鉴于唐宋以来，人自为规，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规，以致后学宗张者非刘，宗朱者非李，未识医道之全体，故远追《玉函经》，补前人之未备，尤必详立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补其不逮，诚不敢自谓尽善又尽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