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熊卓为之死的医疗纠纷事件，引出了“理解医学生临床实习”的呼吁。

我想一般性地讨论病人的身份与权利。例如怎样对待医学生实习，看起来是一个社会怎样理解医生成长过程中必所经历的“持证前阶段”的技术细节，实际上却关系到医学伦理、病人权利与医学发展。如果说，医学发展总是被重视的，医学伦理虽然并不特别受到重视但有时还是被考虑的，那么病人权利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

病人无法自行诊治，也就是说，他并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情况，以及需要采取何种措施。他需要依靠医生解决问题，那么他能够有何种权利？毫无疑问，得到合格医生的全程治疗，这应是他权利的一种。

不过，合格医生并不是天然而有，需要经过严格的医学训练，并取得执业资格。通过实习诊治病人，既是专业训练的必经阶段，也是获得执业资格的前提。这就是说，一个“无证”而“行医”的阶段是必需的。对此，病人应予理解。

但人们接受自己成为医学生的实习对象，并非没有前提。一个前提是，基于病人有权获得合格医生的全程治疗，医学生诊治病人需要得到合格医生的严格指导和监督，这一点也在医疗规程上获得认定，唯有严格的、全程的指导和监督，这构成了实习生与“无证行医”之间的区别。另一个前提是，如果治疗由医学生进行则应当对病人予以明示，并获得许可，换言之，接受医学生的治疗并非病人的义务，而是一种应由病人授权的治疗行为。

这就是“理解医学生临床实习”应有的意思。“理解”，不是一个要求和命令，不是怎样做都行。医学伦理上，病人必须被视为医疗中被处置的对象，而是医疗行为中的积极的合作者。法律关系上，病人在医院有权得到合格医生的全程治疗，同意医学生加入治疗，是病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让度，而不是被动接受医院安排的结果。

不能认为，这样将给医生的成长和医学的进步带来麻烦，而要看到，唯其如此，才可以保证医疗和医学的人文特性得到增进和延续。如同我们有很多限制警察行为的法规，例如不得刑讯、不得超时拘押、严格限制暴力、嫌犯有沉默权等，这不是对社会治安制造麻烦，而是对权力的制约和人权的保护，体现司法的文明。

医疗不是冰冷的技术，医生面对着病了的人，而不是病。这已是现代医学哲学和医学伦理学的常识。病人的身份由医生确定，但病人仍然拥有多种权利。医学是科学，不是感情用事，而医疗体系是建基于人道的社会设置，这里面有伦理、法律问题，用于调整其中的社会关系。在一个医疗纠纷中，确认“程序无误”之前，也就是社会规则被遵守之前，不能邀请医学解释出场，就像在确认没有使用“倒钩”之前，执法者不能说自己处罚非法营运有理，这与那个人是否从事了非法营运没有关系。

病人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知情同意权。例如，他有权知道治疗的目的、诊治者的资格、检查项目到底是检查还是学术调查、药物和治疗方案是否属于试用（如属试用，应免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