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起，国家再次降低药品价格。面对一次次降价，百姓的感受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9月1日起，国家降低部分激素、调节内分泌类和神经系统类等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82个品种、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4%.

　　“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谈起近年来的多次药品降价，太原市民姜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在记者采访的几位市民中，他们对此次药品降价或不知情，或反应平淡。他们疑问重重，最看不明白的是：国家多次降低药价，为什么自己却没有明显感受？

　　普药降价是隔靴搔痒

　　山西双鹤药业是太原市最具代表性的药品销售企业，9月5日，记者走进该公司位于双塔东街的一家大型药店。针对此次药品降价，药店价格负责人董飞告诉记者，9月1日国家降价的部分药品中，大概涉及到他们药店目前销售的20余种、300余剂型品规的药品，而在这些涉及的药品中，其中1/3的药品原销售价格已经低于此次调整价格，所以9月1日后，这些药品的价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山西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国内一些大城市相比，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偏低，出于销量考虑，药店一开始对药品定价就采用微利原则，普遍低于当时的政策定价，在国家后来的调价中，药店的降价反应自然就十分有限。

　　药店作为流通环节，其销售利润已经非常微薄，有的甚至是在勉强维持，那么老百姓依然感到药价很高，原因究竟何在？

　　山西振东药业集团是山西药品生产企业的代表，该集团董事长李安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上述疑问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李安平介绍说，2011年前半年，我国药品生产企业销售额上涨了20%，但与此同时，企业的效益却下滑了50%，究其原因，国内药企自主研发能力和投入不足是一个主要因素。目前就普药价格而言，生产企业在这一块都不挣钱，我国常规药物价格与周边国家相比都要低，例如有的葡萄糖液价比中高档矿泉水还便宜，一些中成丸药的价格比东北有机大米的卖价还低。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规范的大生产企业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往往难以和那些不规范的小企业进行竞争，最终难免造成伪劣药品流入市场，药物的有效配比大大降低，本来1粒药解决的问题最终10粒药才能奏效，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涨价。李安平告诉记者，目前振东集团的普药生产已经是价格与成本倒挂，创新类药物的利润在10%左右，之所以坚持普药生产，是因为他相信国家不会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去，应该有价格回归的一天。

　　自主研发不足是主因

　　药店作为流通环节，其销售利润已经非常微薄，有的甚至是在勉强维持。生产企业又出现价格成本倒挂，而老百姓依然感到药价很高，原因何在？

　　既然普药已经降无可降，这药价到底高在了哪里？对此，李安平用一个数字道破了其中的玄机。他介绍说，目前我国三甲大型医院所用药品60%都从国外进口，由于知识产权因素，这些药品价格奇高，国内研发出同类药品后，价格往往只是进口价格的几十分之一，但由于企业效益不佳和投入不足，国内药企往往无力自主研发，致使三甲大型医院的用药被进口药品占领，这就是老百姓感觉药价虚高、看不起病的主要原因。至于有关方面希望通过政府统一采购降低药价的想法，李安平则断然否定。他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直接参与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逆市场行为，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如果政府做买卖，那是开市场经济的玩笑，最终所有的矛盾都会集中到政府身上。只有加强国内药品自主研发力度，让老百姓尽快用上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才是解决药价高的根本出路。

　　如果你想非法谋取暴利，你就去贩毒；如果你想合法获取暴利，你就去卖药。这句话曾是人们对药品流通环节高额回扣、层层加价现象的形象描述，这一现象最终直接导致了价格虚高和滥用药物的后果。

　　曾几何时，滥用药物现象让很多患者谈医色变。前不久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一年消耗104亿瓶抗生素，平均每人用8瓶，该数字在北美、欧洲国家只有3.3瓶、2.5瓶。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农村，滥用药现象更加普遍。据统计，我国的药品在医疗费用中占50%左右，但发达国家只在10%-20%，如瑞士仅占7.7%，美国为100%，德国为12.3%，英国为16.7%，日本所占相应高亦只为21%.

　　针对上述情况，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胡善联说：“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把基层医生用药的范围缩小了很多，并推出处方集，对医生进行培训，力图使基本药物真正用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提高合理用药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国家卫生部药政司一项监测显示，机构监测点2010年平均100张处方用药总个数260个，同比减少30个，使用抗生素的处方数从53个下降到48个，使用激素的处方数从13个下降到9个，表明基本药物制度已经一定程度规范了临床用药，在解决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上迈出了一小步。

　　公益性回归是根本出路

　　在省卫生厅采访时，基本药物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基本药物制度仍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下一步，还将推出非基层版本的基本药物，到2020年将全面建立覆盖城乡的、规范的基本药物制度。县级医院综合改革在全国164个县（市）已先行启动，未来5年，改革将扩展到城市公立医院。这必将触动公立医院机制体制的深层变革，目标同样直指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机制。希望随着国家医改综合配套改革的推进，更加彻底地切断医和药的联系，医生不再靠销售药品获取收入，合理用药水平将逐步提高。

　　针对医院以药养医的现象，太原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刘克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在现行体制下，医院药品降价的余地不大，目前太原市各医院诊疗技术服务收费执行的还是2002年的价格标准，以当时的物价水平和现在相比显然是不合适了，结果是医生不能通过“阳光收入”实现自我价值，由于劳务技术定价远远低于成本，违背了价值规律，导致很多医生开“大处方”，从药品回扣中进行补偿。因此，看病贵主要体现在药价贵、耗材贵上。如果要真正破除以药养医的弊端，国家能否拿出足够的资金对医院进行补偿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国家不提高对公立医院的扶持力度，医患的关系永远纠缠不清，医院不愿意让利，患者永远谈不上获得实惠。当以市场的思维经营福利事业的时候，前方一定是不归路。

　　刘克勤还告诉记者，即使他们的社区医院以零差价售出药品，但在药店还能看到比他们更便宜的零售价格，其间原因不得而知。看来，当高药价问题尚在困扰我们之时，对某些药品价格过低问题的疑虑与不安已接踵而至。

　　温家宝总理说：“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医药行业也概莫能外，除了政策的规范，还需要道德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