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知名的医学插画家杰拉德·帕克·霍奇（Gerald Parker Hodge）去世。消息传到国内，在医学圈、尤其是医学生中引起小小波澜：不少人是第一次注意到“医学插画”这个专业。

　　“看见了，才能更好理解”

　　在与癌症搏斗了一年后，今年6月，杰拉德·帕克·霍奇离世，享年91岁。回溯他的一生，可管窥美国高等教育中颇具特色的医学艺术专业的发展——霍奇生于1920年，在科罗拉多大学修得绘画本科专业；二战时应征入伍；战后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美十大医学院之一），获得医学艺术硕士学位。此后，霍奇走上医学插画道路，在1964年创立了密歇根大学医学与生物插画硕士点，担任密歇根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医学插画学教授32年，出任美国医学插画师协会主席。他的医学与生物插画，出现在几百本医学期刊和专着上。

　　当然，霍奇并非医学插画界的鼻祖，在他之前的医学插画家，甚至可追溯到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

　　“医学插画的出现，是人类对人体自身结构的好奇与探索的重要记录，由于人们始终坚信‘眼见为实’——看见了，才能更好地去理解（seeing is understanding），以至它获得了长远的生命力。”霍奇的同事、密歇根大学创意教育与研究助理系主任、医学插画专业教授布拉德·史密斯在电子邮件中告诉记者，至今，“眼见为实”的理念依然在扶持着医学插画界的发展，“它最大的意义是拆解医学的复杂性，让它们为更多人知晓。”

　　医学插画如今在北美已是热门职业，医学插画家多来自医学院，他们接受过医学与艺术的双重熏陶，所学课程有视觉艺术与设计，也有解剖学、生理学等医学生的基础课程。在布拉德·史密斯看来，医学插画专业之所以发轫于医学院，起初是因为一群医生需要与外界交流他们的最新医学发现。“他们意识到，医学插画可以完成照片或口头语言都难以完成的任务——人体解剖结构过于复杂，大部分相片无法呈现；口头解释这些医学术语除了让交流变得冗长、把患者搞晕外，几乎一无是处。”

　　患者渴望参与治疗过程

　　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曾完成一例着名的联体婴儿分离术。“我再怎么褒奖医学插画对于临床治疗的重要性也不为过。他们向医生展示了在制定手术计划时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人体内部结构，而我们在手术中遇到的，正是医学插画师麦克·金在他的插图中展示的。他做了一件其他任何媒介都无法完成的工作。”主刀医生克里斯托夫·摩尔说。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患者开始更积极地表现出了解病情的欲望，他们迫切希望参与到诊断与治疗过程中，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治疗的患者。”布拉德·史密斯解释，患者渴望更多地了解病情、了解可供选择的多种治疗方案，不想再做“傻瓜患者”，这使得医学插画师的工作量进一步扩大，并从单纯帮助医学，转到更多的普通大众中。

　　国内医生尝试用图沟通

　　布拉德·史密斯透露，目前他担任两个医学插画课程的教学任务，每年招收近50名学生。而随着医学人文关怀被进一步强调，预计未来医学插画师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一所医学院校开设医学插画这一专业。阿杜是国内较少从事医学插画的一员，多年前从中国内陆一所医学院骨科硕士毕业，由于从小打好了美术绘画功底，才得以进入医学插画行业。目前，他所承接的都是国外的医学插画业务，他告诉记者，国内的医学插画远不成气候，且没有版权等制度保证，“盗版太多”，消磨着国内插画师的创作热情。

　　当然，也有一批医生在临床上开始摸索与病人沟通的新方法。日前，就有网友在微博上贴出“一位超有爱的医生”，当确定患者不是脊椎变形和腰椎肩盘突出后，这名医生没有开药，或推荐按摩疗程，而是在病历卡上画了两节体操动作，让患者回家练习。

　　一名上海三级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医学真正体现人文关怀，就是要用患者能够理解的方式与之交流，而不是医生认为自己最舒服的表达方式。“比如医院都强调告知义务，现实中往往是丢给患者一本宣传材料，也不管患者是否看得懂；事实上，通过播放视频或者动画片的形式告诉患者手术步骤，消除他们对陌生环境与未知领域的恐惧感，告知效果会更好。” ——湖北鄂州中医医院明塘分院  韩又云

▲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天职，但必须尊重科学。如果违背科学，给出不现实的承诺，就等于给自己套枷锁。“生命相托，永不言弃”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是想表达医生对患者的一份尽职尽责之心。但医学是一门科学，它不是凭口号和医生主观努力能达到的。很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医生。他提到一名患恶性肿瘤的小男孩在门诊看病，中国医生建议男孩的父亲给男孩进行化疗和放疗。他很不理解，因为男孩所患的是恶性程度很高的疾病，无论化疗或放疗效果都不好。在他们国家，医生会建议孩子的父亲带他去旅游，或者尽量满足他的心愿，让他高高兴兴地过完最后的日子。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接受了作者的观点，在临床中对一些没有治疗意义的患者，会主动建议患者家属放弃，不要做无谓的治疗，否则患者受罪，家属受累。    ——陈  军

▲我做麻醉医生已有50年了，发现在ICU和手术室进行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很低，仅为1%~5%。但多数情况是，即使明知对病人无回天之力，医生常常也要行气管插管，拼命按压心脏，有时甚至按断肋骨，个别的还有心肺等脏器损伤。为什么对没有希望的病人还要抢救？可能是出于救死扶伤的责任，也可能是应家属的要求，或害怕医疗纠纷。结果使病人不能安然离去，还耗费人力物力。为此，我建议心肺复苏应有适应证，对以下情况有所不为：癌症晚期已广泛转移的病人；严重心肺疾患、心肌梗死病人；严重颅脑外伤、脑疝病人；肾功能衰竭，长期无尿病人；心电图已呈直线或多次电击除颤无效的病人；瞳孔已完全散大及强心药无效的病人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邓硕曾

▲阿根廷5月9日通过了《尊严死亡法》，允许在病情不可逆转的情况下，患者可以拒绝接受旨在延长生命的治疗，而医务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此法同时规定，如果患者因病情已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其直系亲属可以决定是否让其继续接受治疗。这个立法与我国一直流传着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相对立。但我认为这个立法“对头”。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我经常遇到一些患者的脑电图早已证实为脑死亡，但家属“永不言弃”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得不进行着劳而无功的抢救。实际上，重症医学的终极使命是尊重自然生命过程，要让患者尊严而生、尊严而死。

——华北煤炭医学院唐钢总医院  张  威

▲“永不言弃”其实是一种态度，体现了人们团结一心共渡难关的决心。但如若把它生搬硬套地用在医院ICU的患者救治上，特别是单单强调不顾一切对患者实施救治，显然不当。然而当今人们似乎对“永不言弃”，特别是医院ICU不顾一切抢救患者时的“永不言弃”多有偏爱。这其实与人们普遍不成熟的生死观有关。对于死亡，人们一直讳莫如深，畏之如虎，仿佛死亡是一切美好的终结。其实死亡早在生命降生的那一刻，就已跟我们如影随形。倘若我们加强生命教育，相信不光在医院ICU病房，更多地方都将少一些困惑。

——新疆伊宁武警8660部队医院  王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