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次全国重症医学会议落幕时，某一权威媒体刊出显赫标题——《生命相托，永不言弃》。前半句并无异议，问题出在后半句。如果这只是记者的妙笔生花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要解读为重症医学对社会的承诺，着实让我感到忧虑，甚至不安。

　　重症医学的服务对象多是生命终末期患者，坚持与放弃都是可能的选项。如果承诺“永不言弃”，就将重症医学逼入一条卒子过河的单行道。这显然与国际重症医学倡导安宁和缓医疗，尊重病家对生命权的自主选择，以生命尊严为优先考量而不以延长生存为唯一诉求的多元声音相悖。

　　当然，这主题是否为大会主办者的原意也存疑。因为会议之前，我曾受邀入会参加“伦理学单元”，话题是“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的ICU伦理境遇”，包括有条件地放弃救助、顺应自然死亡的辩护。我认真地准备了发言提纲，但后来因故错过。会后，我读到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邱海波的报告，题目为《ICU：让病人更安全》，似乎也没有“永不言弃”的意思。

　　“永不言弃”的确反映了一种当代的社会意识，甚至是一种生命观，其基本点是对死亡的恐惧与拒绝，人人都幻想长生不死，信奉好死不如赖活。这种意识在高技术医疗格局下得到了强化。其实，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再自然不过的人生节点，相当多的死亡属于生命个体的自然凋零，无需医疗技术的介入。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正确的生命教育让人们消除恐惧，学会坦然接纳，顺从自然归途。

　　同时，我们还要正确看待现代急救技术及人工生命支持系统的功能。一方面，这些高新技术解除了临床上许多可逆性的生命危象，使病人转危为安；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不可逆的死亡进程人为地延长，延续了临终者的痛苦，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开辟了“不死不活”的生命境地，引发了有关死亡标准、生命尊严、死亡权利和植物人救助的伦理争论。

　　同时，这一问题也引起健康经济学的关注。现代医疗福利体系不仅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制度设计难题，还面临着“死不起”的伦理困境。据推测，大多数家庭60%以上的个人财富被用于死前两个月的医疗消耗。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或维持已经衰败的个体生命，价值何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情感决策的命题，还需要理性思考和评估。此外，“永不言弃”的豪迈气概很容易助长当下社会对医学功能的过度期许和畸形想象。一旦不救，就是医者背弃了诺言，就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使得悉心救助的医护人员置身于道德的审判席上。

　　因此，危重医学的集体承诺是一件严肃的社会宣示，不仅需要重症医学界的专家从学术上予以细细思量与斟酌，还需要医学哲学家、医学社会学家、医学伦理学家、卫生法学家的参与，给予更缜密的推敲和论辩。因为重症医学除了“让病人更安全”之外，还应该“让病人更有尊严，对生死更澄澈、更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