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看医学

    医学伦理的伦理指的是当两种价值观念相冲突时，应如何取舍，对病人最有利，这里所谓的伦理并不全然是指道德上的伦理。

    临床上的决定有时不尽然依照科学的观点，例如糖尿病病人足部严重感染时，如果不截肢，病人可能因此造成败血症而死亡，但是截肢会造成残障，面临这种两难的情形，医学伦理的考量就非常重要。

    医学伦理的观点常常限制了临床研究的客观性，90年代的基因治疗迄今仍未能确定其临床价值，就是受到医学伦理的约束。基因治疗最早是针对 ADA（Adenosine deaminase）缺乏引起的免疫缺损症（泡泡娃娃），由美国国家卫生院的Francis Anderson等人主持，他们取出病人的骨髓细胞，用基因工程的技术加以改造，修补其免疫缺损后，再重新输回病人的身体，基因治疗的同时，病人也接受 ADA酵素的治疗，研究人员不敢贸然停止ADA的使用，因此基因治疗究竟是否有效，仍然没有结论。

    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及日本进行惨绝人寰的人体试验，拿活生生的人当作实验材料，在人类历史留下恐怖的记录，这类可怕的回忆，至今仍阴魂不散，因此医学伦理的限制有其源远流长的原因。

    工作伦理也是医学伦理的一部份，例如医师不可以和病人有感情的来往，当医病关系变成情侣的关系，当事人就失掉其客观的立场，再也不能照顾病人的最大权益，尤其是有些人认为精神科医师和病人的感情来往，就如同老师与学生来往，某一方占优势，另一方劣势，很不公平，显得精神科医师利用病人心理最脆弱的时候乘虚而入，这种行径被称之为“心理的强暴” （Psychological rape），过去在美国曾经发生过精神医学会的理事，在年度大会时，带着女病人一同投宿在旅馆，消息经披露后，当事人黯然下台。

    科技的进步，对传统的人伦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复制羊的诞生象征着复制人指日可待，部份实现了人类长生不老的美梦；现代生殖技术使得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五个父母亲：精子、卵子捐赠者，代理孕母，一对收养父母，伦理关系之复杂令人匪夷所思；老年的定义也不像从前那么确定，掉头发可以服用柔沛（Propecia，治疗雄性秃之药物），性无能可以吃威尔刚（Viagra，治疗性无能之药物），情绪低落可以使用抗忧郁剂，青春之泉就在我们身边，随时淬手可得；头部移植的技术日臻成熟，当身体逐渐老化，可否换个躯体，重新营造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人类的伦常关系，价值观念，医学技术的应用，都产生重大的挑战！

    精神疾病常合并暴力攻击、自杀、药瘾酒瘾的问题，常常造成病人家属、邻居、乃至于整个社会的问题，当病人有这些急症时，往往需要强制住院，以保护病人及周遭人们的安全，但做这个决定的同时，病人被剥夺人身自由，有时这些问题是种潜在的可能，面临这种灰色地带时，要如何取舍？

    安宁疗护着重在癌末病人症状的缓解，而不是病因的去除，鸦片类的强力止痛剂往往变成必需品，例如吗啡类的麻醉止痛药物，并不是的毒品，但是有很多医师担心病人成瘾的危险，因此相当保守，病人常常受了很多痛苦；当癌末病人出现忧郁症状时，若病人有生之年仍然还有相当时日，治疗的方式就如同一般的病人，如果只有短短数周，那就使用兴奋剂，如果仅存数天或数小时，强力的安眠镇静药物就派上用场，这样的考量，完全是依照医学伦理，而不斤斤计较临床疗效。

    医师与众多利益团体的关系，在时下的社会，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医师是否可以接受厂商喂赠、招待或捐助，甚至医师本人就是某些厂商的股东、合伙人、或者老板，这些复杂的关系，常引起争议，美国医学会因此订出“酸葡萄原则”（Acid principle），当某种行为产生争议时，请当事人仔细想想，可以被医界同侪接受吗？当消息经披露之后，可以被一般社会大众接受吗？如果可以，那就符合医学伦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