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黑幕

    “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医生过度治疗”明知晚期癌症不治，仍拼命给患者开昂贵药。

    “生不起，剖腹一刀5000起；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网上流传的一句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看病贵的现状。

    今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

    专家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国家、社会和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形中抵消了医保增加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人死了药还堆积如山

    “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药。”北京北洋华诚新能源公司职员许京详说。

    2008年6月，许京详的父亲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选择一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年多，老人陆陆续续出入院10余次，直到2009年9月去世，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

    住院期间，许京详几乎天天陪着父亲，目睹了治疗全过程。他说，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但医生总是一早到晚不停地给输液，还要不断打针，有时一天要打七八针。“父亲的屁股比蜂窝煤还要烂，密密麻麻都是针眼，足有上千个。”

    更令他郁闷的是，每次住院，医生都要给老人开汤药，但老人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为此，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但根本无人理睬。

    许京详说：“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仍在拼命开药，而且多数是昂贵的自费药，实在令人寒心！”

    癌症患者死于过度治疗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说，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医生过度治疗。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

    但是，我国的治疗都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如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本来是早期肺癌，只需要做一次手术，花费两三万元，基本就可长期生存。但是手术后，医生还是习惯性地把他转给了化疗科。在做了四个疗程的化疗后，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随即肺癌复发，并出现脑转移，于是又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

    由于医生的过度治疗，老先生不仅花费了30多万元，而且踏上了不归路。

    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最受伤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对某三甲综合医院2009年1—9月的住院患者统计分析显示：在住院天数、人均住院费用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均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在接受特殊检查、特殊治疗与药品的费用上，新农合、自费患者也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

    这说明，医保机构的约束力越弱，医院的过度医疗越严重。

    近年来，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处方平均金额、总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这从侧面说明医生增加了患者的给药剂量和频次。

    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高达12∶1，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

    过度医疗

    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

    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

    一位法律界人士说，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数额较大的，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如果把这些医生都抓了，还能剩下多少医生看病呢？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医院只想着多赚钱

    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成为“暴利行业”。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医生收回扣是潜规则

    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

    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医生吃回扣如同染毒瘾

    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如三甲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凭着手中的处方权，每月拿到上万元药品回扣，是很寻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