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行医20多年的医生。首先，我要向您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全国的医生是这次医改的直接受害者。各级医疗管理部门、尤其是卫生部，在制定政策时，全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现有体制和综合国力，一味地强调‘降低医疗成本、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没有从财政上给予任何支持，就好像‘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置全体医务人员的利益于不顾，直接危害到医务人员的利益，好像这个群体真的就是天使，是不用吃饭、不用养家、不用偕老抚幼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

    其次，全国的伤病人员是这次医改的最终受害者。由于媒体的不恰当的宣传和鼓动，伤病人员误以为好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看病不要钱了，医生只是服务员的代名词了，自然存在对医疗服务质量、态度的极为不满情绪，且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在医改使其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伤病人员存在误解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精神压力过大、工作态度消极、而且不可避免地出现为生计而做出的一些有悖于人情的事情。试想，当医生的工作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患者痛苦、而是为了自保，医疗质量能保证吗？不瞒您说，我和我的同事，在平时的工作中，满脑子就是尽量不要干什么事情，能蒙就蒙、能骗就骗，视病人为瘟神，只想办法赶紧把病人打发走，别在我这里闹事就行了。其结果就是医患之间的矛盾加剧，直接导致后者的利益损害。

    其实我们真是内疚，不断的自责，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不求有功，但求自保。

    我们对卫生管理部门这种又做***又立牌坊的行为十分厌恶。国内外的医生的地位是相当悬殊的。我们不求超越人群，只求公平。曾经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多次询问，至今没有发现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后代继续从医，这是多么可怕又可笑的结果。

    有媒体不断的宣传，国家、省的GDP又有了多少多少增长，呸！关我们屁事呀，我们不还是一样的那么穷、那么累！谁不向往好的生活？活该倒霉我们选择了做医生！“

    为何不愿后代行医？

    这封邮件至少传达出两个信息：一、医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要吃饭，也要养家；二、病人不是摇钱树，医患矛盾加剧，医生也会感到内疚和自责。

    其实，自从中国实行市场导向的医疗改革以来，中国医务人员的收入比公费医疗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高，但如这位医生所说，中国的医生仍然不愿意后代继续从医。这似乎说明，医生并不是医改的受益者，高收入也不是构成职业自豪感的最重要因素。

    在西方，医生收入相当高，虽不是收入最高的职业，却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但在中国，虽然医改后医生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绝对谈不上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中国中央电视台《时空调查》节目曾在去年10月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94%的人认为医生的声望比10年前下降了，41%的人认为声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另外，中国《社会学研究》杂志去年第二期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对81种职业的社会声望进行了排名，医生排在第29位，甚至低于机关科长、政工干部、银行出纳员。

    前述的那封读者来信所说的“医生不愿后代从医”，绝非杜撰。今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在广东省卫生厅组织的座谈会上，一些医院工作人员引述调查数据说，90%的医护人员不希望他们的后代从事医护工作。

    中国医生社会声望下降，显然并不完全是医生们的过错。我想，没有一个医生学医的初衷就是像那首“新民谣”说的那样：“全天候抢钱”。然而，单方面地要求医生实现道德完善来纠正目前医改的流弊，也不现实，因为医生也是人，也有经济需求，医疗市场化并非医生所愿，如果能有一种机制保证他们的“体面”收入和“体面”生活，他们也不会“不体面”地乘人之危，盘剥患者。

    一位中国医生说的好：“当医院的主管部门让医院挣钱的时候，院长可能让下面的医生都只管看病不管挣钱吗？当院长把经济指标通过制度细化到每个医务人员身上时，医生可能拒绝这种加在自己身上的医商角色吗？现在，在有些地方，医院不但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反哺一些职能部门，医院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言商吗？”

    “以药养医” 潜规则

    中国医疗改革最为人诟病的一大流弊就是所谓的“以药养医”。据中国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2005年中国居民平均每人看一次病要花79元，住院要花2891元，其中药费分别占60%和47%.这说明，药费是医疗费用的最主要构成。而“以药养医”导致医生和药商联手榨取患者的金钱，用网上一篇文章的话说，“制药商通过和医院的结盟，获得了垄断利润；政府则成功地甩掉了医疗负担的包袱；最倒霉的是病人：花了钱，却消不了灾。”

    “以药养医”，使药商成为贿赂医生的奸商，也使本应治病救人的医生变成“医商”。但“医”和“商”两种角色天生存在冲突，医生的良心便在这种冲突中备受折磨。前些日子，我在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节目中所看到的一个采访，便凸现了一位中国医生的角色冲突、良心发现以及勇敢、但孤独的抗争。

    这个医生叫张曙，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他也曾为病人开药、开化验单而拿过回扣，但未泯的职业良心促使他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举报征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自嘲地把自己的举报行动比作唐。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一个普通的医生挑战一套顽强的药品潜规则。

    这套潜规则就是：越贵的药反而越好卖。因为药商的利润要靠医生的处方来实现，而低价药回扣低，甚至没有回扣，医生开方便不积极，于是，药商就要想办法给药品包装换一下，名称换一下，然后重新申报，价格定高一点，回扣高了，医生开方就多，这个药也就因此“畅销”。

    张曙最初也拿过回扣，但后来感到，“医生得一万块钱好处，病人就要损失10万，这太缺德了，这事不能干。”于是，他开始了10年毫无结果的举报“长征”。最具讽刺性的是，一次上面派人调查，要求该医院所有拿过回扣的人如实填表，但除了他一个人申明拿过回扣之外，所有其他同事都在表上宣称自己从未拿过回扣。

    谈到他“战风车”之举的目的，今年51岁的张曙略显疲惫地说：“我只希望，今后医生吃饭是靠技术而不是回扣。”

    显然，中国应该找到一套能够让医生“靠技术而不是靠回扣吃饭”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