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劳动人事部研究院的最新研究结果，按人力资源供求关系的矛盾排序，产业工人的用工矛盾，由五年前的第八位跃升到目前的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稀缺人才资源，类似于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永远是踏破铁鞋难觅的难得人才。今年八月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出版的《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一书中，也重点介绍了怎么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并将就业难摆在优先战略地位来着力解决，夯实民生工程。就业难和招工难就像一对孪生姊妹，总是伴随着“阵痛”应运而生。事实上，在当前就业难的背后却是招工难，甚至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裸奔”现象。

    笔者作为一家企业的人事管理人员，对招聘难作了较为祥细的调查和了解，现将几个“用工荒”突出的问题进行细分。

    劳动力成本上涨造成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东部转移到西部。今年二月，在重庆市火车站、汽车站、航运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出现了富士康、惠普公司等大型企业的招工红帐篷。这是由政府部门出面的政府行为，剑指西永电子工业园。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壮观场面。据悉，整个电子工业园区劳动力需求多达10万人。这一政府“拦截”的行为引起了江淅一带省市官员的不满，公开呼吁劳动力正常流动，但遭到西部数省的断然拒绝。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还就劳动力问题，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经济概念。什么是人口红利？简单的说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养，孩子长大了为自己家庭创造财富。在家门口就业，对于许多打工者来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一时间“招工难”现象便在劳动力市场上呈现出来。富士康等公司也由试工期1000元涨至1300元。应该来说类似于富士康、惠普等大型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力市场分走了一大杯羹。

    笔者曾以应聘者的身份进行过电话探营：“请问贵公司招聘的条件是什么？”

    “年龄18至30岁的男女青年。”

    “我31岁了，贵公司招收吗？”

    “很遗憾，你已经超过了我们招收的年龄界限了。”随即对方撂下电话，让人顿感这是一种不容商量的态度。

    然而，事隔大半年。在重庆市各大人才、劳动力市场上的富士康的招聘专柜前，却是冷冷清清，鲜有人问津。有的招聘人员耐不住寂寞，干脆手举海报在大街旁吆喝。尽管招工人数众多，年限也放宽到35岁，但仍是问者寥寥。

    急呀！类似于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也出现了招工难，其他企业就可想而知了。

    从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应聘者寥寥看“用工荒”

    从人力资源市场上的观察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招聘者比应聘者还多。一个招聘柜台每天仅能发出几张表格，且多是一些管理和技术岗位，真正应聘劳动力岗位的人难见身影。招聘海报也成了人力资源需求的“说明书”，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餐饮类，二是机械类。有趣的是几年前还被认为是又轻松、又闲适的“端盘子的事业”，竟被沦落为人人冷眼的工作，跌进了吃青春饭的行业。

    那么，劳动力到哪里去了？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得无踪无影。

    据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十二五”时期我国劳动力人口将达到历史最高峰，城镇就业劳动力约为2500万人，岗位缺口1300万人。此外，尚有800——900万人将转移，就业压力长期存在。然而，事实并非令人乐观，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甚至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劳动力到哪里去了？过去是求职人员追着企业跑，现在是企业追着求职者跑。像过去学校与企业“联姻”对接就业的形式已不再是热火朝天了，那种一个学校里的一个年级、一个班整批、整批的学生到一家企业就业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

    造成劳动力流失和招工难现象的分析。随着用工制度的规范和灵活，现在的员工往往不会在一家企业里呆上一辈子，特别是20——35岁的员工80%有跳槽的意愿，企业流失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知名企业亦是如此。员工流失率年平均达到10%实属正常现象。而企业人员往往又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这就造成了用工上的恶性循环。不少企业被形容是用工的“培训基地”，这不仅加重了人力资源的成本，也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当前，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除了产品、质量、技术外，更有人力资源这一隐性的危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劳动力到哪里去了？有三大方面促进员工分流：一是我国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全国各省市大量需要员工，每年员工的需求量高达2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劳动力这块“蛋糕”早已被切成无数块了。二是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步子的加快，一部分农民因房屋、土地，获得国家赔偿，赔偿金额一般达数十万元，有了这笔钱根本不必再为衣食担忧。做点小生意钱生钱的经济学道理，不需要人教就会。三是随着人们就业观念的改变，蚁族的增多，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分流。

    工作好找，高薪难觅，求职人员不急，企业急。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守株待兔，待价而沽的现象比较普遍。

    镜头之一：一次，笔者在路边劳动力市场遇见一位从事相框制作的女老板在招收装裱工，我看见她高举的木牌上薪酬价格明显要高于市场价格200元，仍无人问津。这激起了我的兴趣，便对她说：“我帮你吆喝。”一阵吆喝之后，果然，一会儿就引来了十几名比较年轻的女性，纷纷填表。我正在为吆喝引来求职者暗自得意，女老板却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诉起苦来：“别吆喝了，我要目测人员。我的厂子常常是走了一批，又来一批，真正安稳做事的人很少。这不，逼我写出高出200元的工资。现在的人，哪像我们过去那样吃苦耐劳。均恨不得明天就成为老板。”这番交谈，让我知道她是这里的常客了。招收了十几名能留下多少还是未知数。一个小小的相框厂哪里需要这么多员工，如果齐刷刷的全都愿意留下来干活，那这位老板就只当是人力资源贮备了。

    镜头之二：一位从人才市场到我办公室的求职者，一进门就喃喃自语的说：“我要每天150元的工资。”原来这位五十多岁的人，过去一直在建筑工地干活，每天工资在150至180元之间，今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常常没活干。于是，他便想到了转行。然而，这位大叔级的求职者到了车间后，扭头就走。他不愿意从事机械生产，至于自己本人年龄大，有无社会保险，他丝毫不加考虑。类似于这样的求职者，最喜欢薪酬支付方式是成都过华阳——县过县（现过现）。

    镜头之三：在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还有一部分人，实际他们根本不想找工作，只是每天来转悠、转悠，奢望找到薪酬高，工作时间短，且又轻松的活儿。一般这样的人，企业招聘人员会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因为，这部分人员即使招进企业后，会不断的向企业找麻烦，不是搬出《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是动则到劳动仲裁委员会告状，请求维权。几番折腾下来，企业管理人员头都大了，他却可以轻松的挥一挥手，一走了之，继续回到市场上去蹲点。

    “孔雀东南飞”不再是那么的诱人了，周边的城市也不再是那么有吸引力了。央视曾有一条新闻：一家原开在北京的服装厂，因招不到员工，索性将公司整体搬迁到沂蒙老区，让农村的家庭妇女不必远足就可打工，既照顾了庭，又增加了个人收入。这样的例子已不少见，留住人员，减少人员外流，已经成为一些当地政府的政策，此举既能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又能免除闲散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可谓一举两得。

    不少企业也仿而效之，常常是企业老总驱车数百里到周边经济不发达的区县，躬身请人“出山”。一圈子转下来，往往收效甚微。原因是人人都要考虑成本，除了交通成本外，情感成本、家庭成本这些无形成本是应聘者重点考虑的问题。是否有双休日、是否有夫妻房，这些在均在应聘者的要求之列。

    企业花钱买微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人事管理已经不再是企业手里的权杖。

    此外，“蚁族”这个群体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现在有不少青年，根本不打算出门做工，整天蜗居在家“啃老”。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毕业后的大学生中，也出现在低学历的青年圈子里。这部分人不思进取，只求一日三餐的简单生活，至于将来怎样？根本没有考虑过。记得孤独呐喊写了一篇杂文《孝》，这篇杂文我没看过，但从文友孤独飘然的日记里知晓了其主要内容。其中有一句“谁也不欠谁的”引起了我的共鸣。现在，“蚁族”人的家长能够喊出这句话，实在是出于对孩子前途的担忧和对现状的无奈。孝，是孩子对父母的言与行，决不是父母对孩子的言与行。而这样的孝，往往被“蚁族”所漠视，在他们看来“拿来主义”是父母应该的，自己永远长不大。过去，人们总是说农村孩子吃苦耐劳，但事实并非如此，农村孩子比城市里的孩子还要金贵。不少农村孩子的家长认为自己一生吃了不少苦，现在绝不能让孩子吃苦，大把、大把花着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谁是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这个群体应以年龄段来划分。30岁左右的员工，被称“为孩子挣奶粉钱的”；40岁以上的人，被称“为孩子挣学费钱的”。这个年龄段的人相对稳定，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特别是随着社会保险范围的扩大，“农民工”一词基本上已经消失。加入了企业这个“家庭”，人人同岗同酬同待遇。如果出现有歧视行为，拍屁股走人就是了。劳动力成为了紧俏“商品”。大学生的工资报酬高不过一线生产员工，这样的现象相当普遍，从数据统计便可得知：一般管理人员在人力资源供求中仅位列第九名，属于一般性矛盾。

    劳动力市场的“裸奔”现象还将持续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