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应该客观地报道医疗行业的真实情况。

    作为一个医生，我已没有了往日医生救死扶伤的荣耀。因为从媒体上反应出的医生几乎个个是贪婪于回扣，置病人生死于度外的冷血动物，再就是医疗水平连一个普通市民也不如的庸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冤死和医疗事故，而对广大奋斗于医疗战线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熟视无睹。我承认这些报道的客观性，但我希望媒体能尽到自己的义务，全面客观地报道医疗界的真实面，绝大多数的医务工作者都是认真负责的医生，媒体应该报道医疗界的阴暗面和光明的一面，让大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2.医生是个高风险的职业。

    没有那个行业的风险象医疗界这样高，就现在的情况，如果一个医生误诊了一个病人，他可能就要丢调饭碗，重至赔偿到家破人亡，直至判刑。面对一个患者，尤其是在生命紧要的关头，医生要作出许多的判断和对症处理，没有一定之规可以遵循，对患者的成功救治需要多方面的措施，而病人救治的失败亦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在其它的行业，当你面对自己无力应付的情况时，你可以放弃，比如没有把握的交易你可以放弃。而对于医生，大多数情况是要求你在几分钟之内作出决定，而且面前只有一条路，成功而且是完美的成功，否则法律意识渐高的患者不会饶过你。你抢救成功，还会有用药不当的指责，你不能退缩，否则你是失职，延误治疗时机；你不能选择病人，否则是推委病人；对没有钱的患者照样得救，否则是见死不救。总之，当了医生，你别无选择。

    医生为什么就这么难？对于某些基层医院，受其本身的医疗水平所限，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水平所限，若救治，可能就是医疗事故，若不救治，更是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这可如何是好？其它的行业可能没有象这样，逼着你，修也得修，不修也得修。

    医疗的风险到底有多大，风险大是因为它同人的性命密切相关。其它行业允许出错的机率是绝不允许在医疗中出现的。但医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我相信现在的名医名家都曾在自己和前人惨痛的教训中吸收了经验。再谈风险于收入，就象其它行业的投资与产出一样。外科手术的手术费基本在 100元左右（内地），而手术对象是一个无比珍贵的性命，是否有点滑稽可笑，从这一点看，生命有显得那么地不值。试想想， “修理”生命价值还比不上修理汽车、电器，因为 100元只是个开箱检查费。可是如果出现事故，嘿嘿！

    3.关于医疗事故的鉴定。

    我承认现在的医疗事故的鉴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倾向于医院的倾向，我同意改革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但我不同意将教师、律师、工人、农民都笼络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来，我认为这是一种无知和愚昧的表现，可能也是中国特有的矫枉过正。

    交通事故会不会请教师、律师、工人、农民参加鉴定，建筑工程的质量问题会不会请教师、律师、工人、农民鉴定？学科分工之细已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医学不同专业专家对另一个专业的问题都必须谨慎分析下结论，更别说其它专业的人士，不管他是教师还是律师、工人、农民，在此我没有任何歧视律师、工人、农民的意思。

    此外，我也不同意用法医鉴定来代替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方法，法医是“医”，但不是医生，没有哪个患者愿意让法医来诊病，为何法医能成为鉴定医疗事故的上帝。法医虽然学过部分医学专业，他能进行法医鉴定，但不会治病，他们没有医疗实践的经验，对疾病的发病率、目前的诊治现状、预后、并发症的情况都没有客观的认识。就同医生不能替代法医一样，

    法医亦无法胜任医疗事故的鉴定工作。避免现今医疗事故鉴定中的不公平现象的最好办法是：成立独立于司法和医疗界的医疗鉴定机构，这个机构应该由多年从事医疗事业的专业人士组成，由国家给予高薪，而不受外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样既有利于对医疗事故的正确判断，有有利于促进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4.关于医疗赔偿。

    如果医疗事故致患者截肢应赔多少？致患者死亡应赔多少？国家到目前没有一个法律规定。而某些案例的判定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媒体曝光和不曝光可能有天壤之别。

    一条人命到底值多少钱？做为一个医生，我见过很多痛失亲人的场景，非常能体会家属的心情，我也设身处地地想过如果我失去了亲人的会是怎样的情景？但为了全体患者和医生的利益，必须对医疗赔偿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老山前线一个战士的生命值多少钱，抚恤金几何？武警战士牺牲又值几何？飞机空难的人命又值几何？前些日子，报纸报道某地双胞胎的医疗事故赔偿了 290万，这样的判决对否？这样的判决断送了一个医生的前途（如果真是个庸医，也是值得的），还会搞跨一个医院（如果这个一个净制造冤死和医疗事故的医院，也是值得的），但照这样，县一级的医院很快会消失，而他们创造的解决广大基层群众医疗问题的成绩也被抹煞掉了。现在，几乎所有的患者都知道，一有治疗结果的不如意，就会想到打官司，挽回“损失”。

    5.风险与利益的关系。

    如果不考虑上述提到的各种因素，做为一个纯粹的“白求恩”式的医生，对待一个病人应该是这样的：想尽一切办法为了病人，把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次，不惜承担风险。

    而现实中，患者的利益和医生的风险是息息相关的，医生要减轻患者的负担，就要承担额外的风险，患者利益获得是以增加医生风险为代价的。比如，将患者的肿瘤切除得越彻底，医生要冒的风险也越大，意外损伤的机会就越大；医生想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就需要减少检查的项目，降低抗菌素的档次，就增加了漏诊、误诊的机会，增加了感染的机会，也就是增加了医生的风险。

    因此，一个“保险”的医生会做尽量全面的检查（肝脾触诊不会做，有B超报告，出了问题有B超医生负责，不用做详细的查体和病情分析，多做检查，出不了问题），抗菌素会用好一些的（有了感染，你无话可说），有回扣的药物不要用（即使是对患者有益的药物），对于肿瘤，切得少些更保险（这可真是个良心活），这样的医生太好做，因此，医疗界存在这样的术语，“要注意保护自己”，为何要保护，危险又来自何方？不言自明。

    我想没有一个患者会找这样的医生看病。医生增加自身的风险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如果这样的医生都被处理掉了，那么就只剩下“好好” 医生了，能根治的手术做成了姑息手术，能姑息的手术改为输液，能用青霉素治疗的疾病该用泰能，能通过体检确诊的病做个CT检查，能一期的手术改为二期，能积极治疗的改为保守治疗，这样的确大大地降低了风险，但受害的是患者。

    所以，我觉得对某些医疗过错，也应人性地对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也是受害者，不能过于严厉，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还是应该鼓励医生的积极进取精神。因此，我觉得医疗的风险应该医生和患者共同承担。乘客乘坐飞机的风险是由乘客和航空公司共同承担，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航空公司，也可以做火车；而患者选择了医院，风险就全由医院和医生承担。

    患者及家属承担的风险要么随着治疗化险为夷，要么得到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