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社会，比如克林顿在任期内也曾对美国动过大手术。当时，克林顿让下面的人找两个样本做参照。一是西欧模式，二是澳大利亚模式。克林顿对澳大利亚模式最看好。一是比较公平，二是效率不算低，不至于出现巨大浪费。

    我在美国生活了10年，在澳大利亚生活了3年，在欧洲做研究待了两年。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一个模式，欧洲以英国模式较为典型，此外，就是澳大利亚模式。事实上，中国香港模式是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拼凑。

    最简单地说，美国的医疗保险是跟着雇用机构走的。如果你有幸被一个非常有钱的机构聘请，同时，这个机构对职员的医疗保险也比较关注，它能够在法律的底线之内做得很好，那么，你得到的医疗保险的质和量就相当好，而个人和家庭所要分摊的那部分就很少。

    相反，如果你是自我雇用，就像中国的个体户和家庭企业一样，或者不是被全职雇用，雇用机构就可以在法律上钻漏洞。他们要么一点也不提供，要么提供的数量极少，而个人需要承担的比例极大。像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一年花2.4万亿美元在公共医疗卫生上，还有近8000万人没有常规的医疗保险，差不多占了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原因就在这里。在美国，职业的变动非常大，除了大学终身教授，很少有人被终身雇用。

    英国模式则基本上是全民都有医疗保险。但正因为全民化，个人出钱的比例很小，所以英国公共医疗的dilevery慢到人们不敢相信的程度。道理很简单，在这种体制下，小病可以当中病看，中病可以当大病看，但医院的医疗资源有限，这就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人们在评价英国医疗制度的时候，浪费和无效都是抱怨的对象。英国有一种极端情况，当有人感觉自己身体有问题，得排队等到一两年后才轮到自己，但等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

    香港模式则是二者的拼凑。香港永久居民中没有找到很好雇用机构的人，可以享受公立医院的服务，花钱很少。比如，第一次去公立医院挂号看病只付100港币，同样的病复诊，只要再付60港币。哪怕是住急诊病房，医院派出价格很高的专门医疗小组服务，每天也只要付100港币。这个费用包括护士、药品、住院以及医生的诊疗等。

    但香港公立医院还没到英国公立医院那样慢的程度。这可能和地方的大小有关，香港是个城市，英国则是一个国家。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有一个提供私人医疗服务的庞大从业队伍。香港有钱人不少，还有一些被很好的机构雇用的人，比如大学教授，可以在雇主提供的保险计划的前提下，不用求助于公立医院。这样得到的服务就要快捷得多，得到名医服务的机会也多。香港公私并立的体制，使公立医院的负担不是很重。对于私人诊所，中国必须制定好相关法律让它们很好地发展起来。在公立医院，有钱人和没钱人花费同样的资源，结果一定会造成十分扭曲的现象。

    澳大利亚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和中国相差不大，但其公立医院效率要高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澳大利亚的人口基数小，全国人口还不到2000万，资源却非常丰富。

    中国大陆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应该学习香港，公私并立，有分流。而中国医疗保险的制度问题真正较为严重的是在农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为了拉选票，很匆忙地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计划，那个时候台湾人均GDP还不是很高，到现在已经实行了10余年。台湾和香港不一样的是，台湾还有3到4成的人口在农村，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社会。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应该好好借鉴一下台湾过去10余年的经验教训。尽管不能照搬，但台湾的成败得失对大陆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