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某一天，昔日的大夫生了病，当医生的角色转变为病人后，他/她为自己病情所做出的决策是否与当初给患者的建议一致呢？

    当我们生病时，会向医生寻求专业的帮助，当我们在治病过程中拿不定主意时，也常常会寻求可靠的医生建议。作为医生来说，经常会为患者的情况给出自己的推荐。实际上，医生的医疗过程就是大大小小的决策过程，例如是否为患者开某项化验检查，要不要给患者用某种药，患者是不是需要做手术等。尤其是在一些事关存亡健残的重大决策中，医生给患者的建议往往是患者作出决定的重要依据。

    既然医生的建议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那么又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医生的选择呢？为了深入研究医生做决策的过程，来自杜克及密歇根大学的Brian J. Zikmund-Fisher 等研究者尝试用一种另类的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

    假设某一天，昔日的大夫生了病，当医生的角色转变为病人后，他/她为自己病情所做出的决策是否与当初给患者的建议一致呢？提出这个有意思的问题后，研究者对数百位实习医生和社区医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在问卷中分别设置了两个情景：患直肠癌或禽流感。每个情景中都有两种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其中A方案的治愈率高、死亡率低，但出现严重副作用的风险比较大；而B方案的死亡率则相对较高、治愈率较低，但发生严重副作用的风险相比之下要小。在问卷中分别询问了受试医生在为患者或自己做决定的情况下，会选择哪种治疗方案，来看医生为自己或患者做出的选择是否一致。

    试验结果显示：在直肠癌的情景中，242名受试医生中有37.8%的人为自己选择了死亡率高但副作用小的B方案，却只有24.5%的医生选择为患者推荐此方案；在禽流感的情景中，698名受试者中，62.9%的医生为自己选择死亡率高但副作用小的B方案，而为患者推荐此方案的医生比例仅有48.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这个调查结果为何显示出医生为自己或患者选择的不一致性呢？对于此现象的解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第一，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重大决策时，当事人往往不能冷静地运用理智去做出判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一位技艺精湛的外科大夫遇到自己的亲人需要手术的情况时，自己却无法为他们主刀，还需要其他同事主刀为自己的亲人进行手术。因为当决定事关自己或亲人时，医生会将包括情感等更多的因素考虑在内。而当医生为患者做出决定时，则主要基于医学和患者病情的考虑，较少地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

    第二，若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案，就可以看到，治疗方案A的死亡率低，但是副作用的风险高，选择它获得的是生命长度，却牺牲了生命质量。而B方案尽管死亡率高，但是副作用少，它是以生命长度为代价来获取生命质量。与其揣测医生为自己和病人做出的不同选择是出于人己不同的私心，倒不如说是医生对自己和患者的价值观的理解不同所致。医生很容易将患者的价值观理解为延长生命的长度——只要先活下来就万事大吉，而生命质量则放在其次的地位；然而当同样的境遇降临到医生自己身上时，更多的医生看重的还是生命的质量，也许是因为医生看过了太多饱受疾病折磨勉强维持的生命，因此会更有可能放弃生命的长度去追求生存的质量。医生对患者价值观的理解与自己价值观的迥异或许是上述调查结果的另一种解释。但若患者的价值观也是以生命质量优先呢？那么可能选择结果会事与愿违。因此这也提醒了医生们，在为患者提供医学建议的同时，需要更多地去了解患者的价值观，基于此做出的判断会对患者自身更有利。

    这样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对医生的决策过程窥见一二，更提醒医生在为患者提供建议时，需要更多地去了解患者的想法和价值观，站在患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这样能够更好地帮助患者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