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陈海泉的门诊室，来了一位外国同行——美国肿瘤专家哈罗德。布伦纳教授。他想看看中国同行的诊疗方式——

    下午尚未开诊，胸外科排队的患者已挤满走廊。陈海泉一出现，患者立马围上去，不少还由家属陪伴。布伦纳惊讶，“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患者。”第一位患者的咨询问题医生才答了三五个，第二位患者已在诊室外翘首以盼…… “每名专家一下午起码接诊40人，用在每名患者身上的问诊时间只有5分钟。要知道，在美国我一个下午只看两到三名预约患者，每人起码问诊1小时。”布伦纳说。

    三四个小时，患者走马灯，医生却几乎没离座。“我的中国同行压力很大，没时间喝水、上厕所，嘴巴则要一刻不停地重复解释。”给布伦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患者问题特别多。从什么是肿瘤，该手术还是化疗，哪种化疗方法最好，药物有何副作用，如何护理，家人会不会也得病……患者们总有诸多疑惑，可时间不允许他们一一问下去。在“蹲点”门诊的半个月里，布伦纳没少见到嘟嘟囔囔离开诊室的患者与家人。“患者有权利知晓一切。如果沟通需求没有被满足，患者情绪不好，医患关系就不会好。”但布伦纳也觉得诧异，“许多患者问的都是常识性问题，为何要排长队挂专家号呢？”

    在这位洋大夫眼里，专家应与普通医生有别。在美国，找到专家的患者一般所有试验检查都已完毕，专家只是为治疗方案作最后定夺。对疾病的认识、护理知识等，则一并由家庭医生完成。反观中国，专家本就不多，将大量时间耗在重复解释上，患者没满意，专家负担也更重了。

    曾到过全球多个国家的布伦纳指出，“医生为看更多患者，必须缩短平均问诊时间；患者则希望医生对自己的问诊时间长一点。矛盾看似难以调和，其实却存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

    布伦纳开出三剂“药方”：家庭医生的配备必须充足，赋予他们更多干预和治疗患者的权力；医患沟通时间需要充分保障；培养更多医生力量。“以肿瘤患者来说，一些基础疾病知识和简单检测，完全可由家庭医生来承担，疑难杂症再转诊至专家处。”他说，“合理设置梯级问诊制度，确保医患双方有时间去沟通。这样，不同病情的患者都能得到充分解释；患者满意了，医患关系也会变好。到时，我的中国同行日子也会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