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上广传一篇文章，篇名是《医改切莫“叶公好龙”》，内容是在神木看病最便宜、最容易，所以神木医改最成功。新医改应该推广神木模式、高州模式。当前不能推广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跨不过权利、利益再分配的门槛，所以公立医院改革的困难在于地方政府“叶公好龙”！

    什么是神木模式和高州模式呢？吴帅的文中写道：“在供方（医院）加大市场化、民营化，在需方（看病者）加大投入加大监管方面，神木堪为典范。”，“经过去行政化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在政府投入极少甚至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形下，成功地祛除了以药养医，利用市场机制成功地盘活了资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县城医院，转变成为国内信誉卓著的高水平医院”。所以吴帅说的神木模式和高州模式就是“对医院市场化，对病人加大投入”。

    还有一篇同样是支持神木模式的，在作者定军的文章中，“在供方（医院）加大市场化、民营化，在需方（看病者）加大投入加大监管方面，神木堪为典范，”在中国改革论坛医改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如是说。

    虽然朱恒鹏说“在需方（看病者）加大投入加大监管”，但从报道中可以看出神木模式“成功（控制费用）”的关键是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供方）的监管！

    所以，神木模式的核心就是“用极少的卫生行政官员，监管广大的临床各科的所有医生的医嘱及处方，而且这种监管的目的仅仅是控制单次费用”。

    事实上这种以监管为核心的“神木模式”目前早已经在全国各地广泛实施，只是监管者是医保管理者而不是卫生部门官员而已，当前的“全国模式”和“神木模式”的区别仅仅是监管不是那么苛刻、报销比例不是那么大而已！神木模式不该炒作地叫做“全民免费”。

    应该问，却没有人问，这种少数行政人对广大技术人的苛刻费用监管，在“节约”费用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医疗质量？长久下去会不会愈加产生严重的监管不公？为什么不利用本次医改的契机促进规范诊疗，使临床医疗历史地由医生“靠自觉规范”变为“积极要规范”？

    著名的农妇剖腹事件，“起初带着妻子走了十多家医院，看了多次，几乎花光了全家的积蓄，也没能治好。直到1998年8月，才…诊断为‘布查氏综合征’。”在起初的“十多家医院”，每次花费可能并不高，可是，诊断一个简单的“布查氏综合征”却花光了“全家的积蓄”。

    不能否认，行政监督医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否则，这些年医保管理怎么监督了医疗？神木官员又怎么监督了医疗？因为虽然医学研究是高深的，但既成医学理论的临床应用是简单的，如果国家能够制定推广所有疾病的简洁完善的诊疗规范，不仅官员能够更更好地监督医疗，具有现代基本文化素质的患者或其代理人（社区医生），仅仅对自己患的疾病也能够更更好地监督医疗，这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出路，在本网E政10675号有详细的论述。

    硬件地说，医疗行业之病只有两个。一，基层医生水平低，是因为缺乏规范诊疗的硬件（暂不说软件），硬件之一是，专业性差，诊疗疾病范围太宽，不能做到“术业有专攻”；硬件之二是，基层医生缺乏规范诊疗所需要的设备条件。

    二，对所有的医生均缺乏科学的考评、激励机制，均以“论文”为瓶颈的职称等级制（误导就诊，造成看病难）和对“无知”患者的“赚钱数”作为实际的考评、激励机制。

    在“神木模式”及“高州模式”中，少见针对以上两疾的医改措施，“高州模式”和“小处方医生”一样，不以疾病诊疗需要为准则，只追求每次诊疗的“小处方”，窃以为不排除是虚伪可笑的“巧赚钱”的方式而已。

    卫生部曾多次讲过“规范诊疗”、“按病种收费”、“提高医生技术价值”，临床路径之初也曾说过让患者知道入院后每天所应做的诊疗措施，患者会有监督的能力，现在却有人反其道而行，推行“官员对医疗措施高度监管”的市场“赚钱”机制，把公立医院改革的困难归于地方政府“叶公好龙”，窃以为，不是地方政府“叶公好龙”，而是面对医疗行业之病，这些人“讳疾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