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1.3%的人觉得自己“基本没有压力”，而56%的人则认为自己最近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墙上贴的讣告，我也觉得很害怕，但就是停不下来。”

    张岩（化名）是中科院某局的一位处长，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还在不停地接电话、收邮件、处理同事送来的各种报告和公文。

    中午下班时，张岩走出办公室，打了几个踉跄。人们这才知道，他今天还发着烧。

    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倡导科技工作者锻炼身体、强壮体魄。

    然而，2005年1月22日，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焦连伟猝死。4天后，该校46岁的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猝死。他们都没能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甚至也没有活过50岁。

    在百废待兴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跑赢了对手，跑赢了时间，却成了累倒的一代。

    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疾病凶猛

    上世纪90年代，一份名为《来自中关村的健康报告》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告的撰写人、国家体委科研所研究员李力研调查了中科院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134名死亡人口的资料后得出结论：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3.34岁，比全国平均寿命短10岁。

    2005年，这份惊世骇俗的报告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翟振武的批驳，他称李的报告中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的概念，调查样本选取和计算方法都有错误。

    翟振武等人搜集了中科院18个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2000～2004年间死亡的436名副高级以上职称科技工作者的数据，发现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70.27岁，与李力研报告的结果相去甚远；同时他们也调查了在职去世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6岁，与李力研的报告结果一致。

    翟振武说：“李力研的报告可能没有把退休的知识分子算在内，这是非常可笑的。在职职工肯定不满60岁，他们的死亡年龄当然也不会超过这个数。”

    然而，在这场学术之争另一端的李力研，却再也没能回应翟振武的挑战。他在翟振武等人的“批驳报告”披露前不久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4岁。

    李力研的辞世，似乎在用一种方式捍卫着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在知识分子中已然蔓延开来的健康恐慌，也并没有因为这场风波的停息而消弭。

    2008年，中国科协开展了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3万多名受访对象中，40.8%的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种类型的慢性病，其中颈椎和椎间盘疾病的比例最高，为22.4%，接下来依次是高血压、关节炎、心脏病、肝病、脑血管病、糖尿病、肺病和癌症。而每3个科技工作者中，就至少有一人存在一种亚健康症状。

    70岁的赵士洞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没有人会把这个中国著名的生态学家跟疾病联系在一起。

    “我可是几十年的老病号了。”赵士洞笑着挽起裤管，给记者看他绑在身上的体外装置。

    从1977年第一次手术开始，赵士洞已经历了5次大手术。长期的野外工作将他的脸庞晒得黝黑，也夺去了他的2节脊椎骨。

    可他就是闲不住，还是一有时间就要到野外考察。前段时间，赵士洞的儿子带全家去北戴河度假，意在让老爷子休养一下。可到了那里，赵士洞把行李往宾馆一扔，就又独自一人去了附近的山上。

    “我们怎么劝都没用，他就是太热爱自己的专业了。”赵士洞的老伴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因为手术压迫神经，赵士洞的脚趾痛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可是一工作起来，他所有的病痛都消失了。”

    老一辈科学家的治学精神在赵士洞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对那些更加年轻的人来说，赵士洞的人生是否可以复制？

    生存之上 生活之下

    在亲戚和朋友眼中，姜山（化名）绝对算得上是少年得志。2007年博士毕业后，姜山顺利地在中科院某所谋到了一份工作。几年下来，他发了不少影响因子很高的SCI论文，职称很快就得以晋升。

    姜山的人生似乎顺风顺水，刚过30岁就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有个可爱的孩子，有房也有车。

    今年大年初五，姜山从福建老家匆匆赶回北京。“有个项目马上要截止了，得赶快递申请，组织几个老师写的书马上要开碰头会，还有几个项目年后就要结题。”他这样解释自己提前结束的假期。这个春节，他过得并不踏实。

    姜山的一天是从早晨6点半开始的，他贷款在北五环附近买上了限价房，每天从拥堵的立交桥上蹭下来，到了单位就一头扎在电脑前开始工作。“不忙的话到晚上11点半就可以休息了，不过忙起来也经常得通宵加班。”

    “我觉得自己生活方面的压力不大，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论文、职称这些。”走上研究岗位之后，姜山很清楚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对于他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来说，这似乎又是一种没有退路的选择。

    姜山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生，但他手头同时在开展的科研项目却有好几个。“最近两年晋升指标越来越少了，只能不停地接项目，发论文。有些项目我也不是很感兴趣，不过真的没办法。”

    但长期的伏案工作终于让姜山的健康问题暴露了出来。“虽然没什么大病，但体质明显不如以前了。”他患上了颈椎病，眼睛也经常胀痛，不定期就要去医院，通过按摩和理疗来缓解腰酸背痛等症状。

    不过，姜山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自己学的专业太冷门，能找到这样一份稳定的科研工作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他也开始注意起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所里8月份开始组织老师们做工间操，我最近也办了张游泳卡，抽空就尽量去游一会。我还年轻，不能让事业垮在身体上。”

    我拿青春赌明天

    李燕（化名）挺着大肚子，吭哧吭哧地爬了4层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这间装着几十个人的大办公室里，李燕的身份有点特殊，甚至连她自己都有点解释不清。

    李燕既不是学生，也算不上老师。在读博士期间，她的成绩在同学中是很出众的，但因为是女生，在找工作时却遇到了许多阻力。折腾了几个月之后，她的导师决定把她留在组里继续做研究。

    虽然和姜山在同一家研究所工作，但李燕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她属于“项目聘用的合同工”，和所里签一份劳动合同，参与的项目结题后，随时有被解聘的可能。

    “压力很大，主要还是同工不同酬吧。”三四千元的月收入并不至于让李燕饿肚子，但这个饭碗她端得却并不轻松。要在两年内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论文，才有资格继续留在这里；而所里的科研岗位编制一年比一年紧缩，也让人觉得有点绝望。

    不过，李燕很庆幸自己在毕业后就要上了孩子。在某些单位，一个实验室里的女员工怀孕是要排队的，否则大家同时休产假，实验就没有人做了。李燕30岁左右才参加工作，如果再排队排上几年，成了高龄产妇，又要给自己和家人平添许多风险和负担。

    “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1.3%的人觉得自己“基本没有压力”，而56%的人则认为自己最近压力“非常大”或“比较大”。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段异兵此前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国科研项目的分配制度导致大部分科研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挤占了其他人的生存空间。加上用SCI论文来考核科研人员工作成绩的做法，使得大量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不敢生病，不敢休息，不敢请假，李燕们还在坚持着，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能坚持多久，他们的坚持又能换来什么。